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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第七章,頁 257-302,
黃宗儀著,2020 年,聯經出版社
為愛走他方:
晚近香港「哈台」敘事中情感的地緣政治
黃宗儀
觀察晚近台港關係,不難發現香港社會近年的「哈台」風潮,社群網站可見
眾多移居台灣的社群,1
大眾出版市場出現移民台灣的各類教戰手冊、2
經驗分
享與訪談實錄(如圖 1 及圖 2),香港電視台與廣播節目亦不乏介紹台北巷弄文
化的旅遊節目以及移民台灣的港人故事等等。一夕之間台灣似乎成了香港人的一
方夢土與機會之地。參照近年客居香港的經驗,如此的「哈台風」或者「台灣熱」
(Taiwan Fever)似乎並非只是媒體效應。在與港人的日常互動中,我深刻體會了
香港人對台灣的好感。一般來說,即使開口說國語時,可能因為被誤認為中國人
而遭冷眼對待,但只要適時透露自己的台灣人身分,霎時之間便彷彿施了魔法,
說出通關密語,芝麻開門引我走入隱密的盛情世界。有幸相遇的港人敞開胸懷,
訴說各自與台灣的淵源與情感。他們之中或前任/現任男友/女友是台灣人,或
家人曾在台灣留學或工作。他們或正準備去台灣旅行(因此尋求我的建議)要不
就是剛從台灣返港(因此樂於分享所見所聞)。雨傘運動後不止一次聽到學界朋
友打算退休後移民台灣,有些人已多次訪台「睇樓」(看房),這些未來的移居者
或許對台灣城市的印象與描述不一,但都評價甚高:台北雖然像香港但有文化氣
息,台中天氣好到處都是棕櫚樹,台南的日式老屋很迷人,高雄最有人情味等等。
總體而言,近年所遇到的香港人若能聊上兩句,都會熱情地表示他們喜歡台灣,
熱愛寶島。我的個人經驗並非特例,因為從統計數據來看,自 2011 與 2012 年起,
港人無論申請居留(表 1)、3
留學(表 2)或赴台觀光(表 3)的人數都有顯著
1
臉書社群如「移居去台灣」,「香港人在台北/台灣交流平台」,「在台灣的香港人和在香港的台
灣人」等。
2
例如《真人示範:90 日移民台灣》一書,作者的自我介紹提到對香港「哀莫大於心死」,於是
決定「移居台灣,在更自由的地方追求初衷」(長毛太,2017),並將她的經驗寫成教戰手冊,
分享移民台灣的過程,其中包括各項申請程序以及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妙方。
3
因香港人申請移民台灣的人數不斷增加,行政院於 2014 年修改移民法,緊縮港澳居民移民台
灣的規定,包括將原有存款或投資 500 萬元新台幣的要求,改為必須投資 1,000 萬元新台幣,
又刪除兄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在台有戶籍者的申請資格。目前,以不同條件赴台申請居留的港
澳居民,需要按《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規定的條件申請來台灣居
留,並在台灣居留一段時間後,才能申請定居。居留的條件眾多,如直系親屬依親、對僑教或
僑社工作有特殊貢獻、投資或具專業能力等。而申請定居所需要的居留時期,一般需要在申請
日往前推算連續居留滿一年,或連續居留滿兩年且每年在台灣地區居住 270 日以上,投資移民
50
50
增加。這些數據顯示近年香港社會的確普遍對台灣有好感(表 4),認為台灣是一
處吸引港人旅遊及移居的目的地。
身為台灣人,面對平日生活步調快,嚴守工作本位,似乎不走溫情路線的港
人對台灣的高度好感與直言表達,心情其實十分複雜,除了起初的受寵若驚(對
比被誤認為中國人的差別態度),更多時候的反應是困惑不解。一方面,港人眼
中的寶島也是我們口中的「鬼島」,而此一稱號其來有自;更重要的是,港台兩
地地理位置相近,互動歷史久遠。例如,改革開放以來、兩岸三通之前,香港在
兩岸三地所扮演的轉運位置至為重要,但其時香港與台灣的密切互動並未衍生出
如今所見之情感連結。就觀光而言,雖自 80 年代起已經有一定數量的旅客到訪
台灣,但人數一直保持穩定,並未急遽增加。何以今時今日港人對台灣產生了如
此深切的情懷,又有如此頻繁的互動?港人的「哈台」是一廂情願的凝視或者促
成了新的台港社群?港台的新連結又反映了近年什麼樣的地緣政治變動?該如
何從文化研究的視角理解並概念化香港人的「哈台」現象?從以上的問題出發,
本章將剖析香港在台生活方式型移民敘事中的政治無意識,深入闡述台港關係新
連結的文化邏輯,進而提供批判的視角,以此審視晚近兩岸三地變動的邊界政治。
首先,若從近年的中港關係來看,或可說是日益激化的中港矛盾驅動了香港
將希望繫於台灣的想像。換言之,港人對台灣的認同,某種程度源於一種所謂「反
中聯盟」的想像,也就是說,如此的社群連帶感來自於想像彼此面對類似的困局
與「共同敵人」。此類台港連結的論述因而或將香港比喻為北京專制政權下的「沉
沒之島」(sunken island),(如「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警語)4
或強調以台灣
為方法,作為香港仿效的民主典範。例如,陳冠中和李歐梵認為,如果台灣 90 年
代混亂的民主今日終究開出了「小清新」與「小確幸」的花朵,那麼香港便仍有
希望(2016)。
則需連續居留滿 5 年,且每年在台灣地區居住 183 日以上,而以結婚或收養而申請定居者,其
關係需存續 3 年以上。關於台灣政府修改移民法的相關資訊,參見韓耀庭(2014);關於台灣
政府對港澳居民核定居實施的規定內容,參見《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
法》(2018)。 4
香港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毛孟靜、環保人士譚凱邦等人,發起「一人一百換特首」的集資活
動,除了在香港《明報》、《都市日報》刊登廣告,指責特首政府「赤化」的施政,也以〈香港
面對嚴重中國化請台灣引以為鑑〉為標題,在台灣《自由時報》刊登類似的廣告內容,參見陳慧萍(2013)。亦可見 Tsoi(2014)
圖 1 天下雜誌封面,2013 年 8 月
圖 2 號外雜誌封面,2016 年 7 月
表 1 港澳居民居留台灣許可案件數(上方折線)及定居許可人數(下方折線)
資料來源:《大陸地區、港澳居民、無戶籍國民來臺人數統計表》(2020)。
資料來源:《僑生及港澳人數概況統計》(2020)。
港人如此的情感反應提供了一個複雜的例子讓我們思考個體對政治共同體
的愛與恨以及情感/情緒與地緣政治的交錯糾結。在此一新興、或可稱之為「反
中/哈台」的脈絡下,本章試圖藉由港人近年的移居/移民台灣敘事,分析其中
情感/情緒的文化政治來闡釋香港的自我書寫及其指涉的多重意涵。此處借用導
論中史帕克所言之「恐懼」與「希望」之雙重視域來檢視香港的台灣熱,探問港
人何以與如何透過地緣政治的介面來表述情感/情緒?這些敘事使用了什麼樣
的語言與意象來呈現台灣的親密他者身分?而愛與恨的語言又指向哪些政治經
濟的意涵?為回答上述問題,首先必須脈絡化近年香港的「哈台」現象與相關論
述。本章的第一部分將爬梳歷史研究,追溯港台在 1949 年之後的社會文化與政
治互動,繼而文章將分析幾部大眾出版品,包括移居/移民台灣的故事與指南5
以及媒體對移居台灣港人的報導等。本章在分析文化邏輯的同時,亦關注論述所
呈現的情感/情緒如何促成個人與社會成形的效果(effects)。換言之,本章強調
文本產生的效果,尤其是此類敘事所形塑的社會邊界乃至身分認同等,而非僅將
文本視為反映現實的時代紀錄。艾哈邁德指出,「移民回憶錄與小說提供了研究
移民經驗與情感的質地與複雜性」(2010:154)。雖然文類不同,本章所聚焦的香
港人在台灣的故事、指南與報導亦為重要的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s),分析這些
蘊含豐富多樣情感經驗的素材,得以深入思考晚近香港對兩岸三地的社會想像。
這部分將援引移民研究中對優勢流動(privileged mobility)與生活方式型移民
(lifestyle migration)的討論,以此闡述香港「哈台」敘事中充滿張力的情感/情
緒政治。如克勞瑟(Rebecca Clouser)所言,「情感難以預測且非靜態,在關係性
過程(relational process)中演變,並且常是混亂矛盾的。」(2016:322)本研究將
說明港人對台灣的凝視及情感/情緒有其歷史脈絡,生活方式型移居敘事中透過
「愛台灣」所呈現的好生活想像與新生代企業人自我(entrepreneurial self),隱含
了近年香港本土糾纏複雜的「愛的政治」。綜上所述,思考台灣作為香港的他者
時,必須檢視香港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變化及相應而生的台灣他者想像。
一、 從冷戰到回歸:近代台港關係歷史
早在英國殖民時期,台港兩地社會之間的往來已相當頻繁,但由於港英政府
對兩岸事務的參與極為有限且低調,台港兩地的互動受限於民間活動。回顧英殖
時期香港社會對台港互動的處理,可望釐清台港之間地緣政治關係的變化。
台港關係之所以集中於民間往來與香港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以及港英政府
的參與取向息息相關。冷戰時期,港英政府為維持香港社會的政局穩定,對兩岸
事務的參與極為有限,並嚴格限制兩岸政權在香港的政治活動。1955 年萬隆會議
前發生中國代表團飛機爆炸事件,更促使港英政府宣告「不得容許以香港為反對
5
主要分析文本包括:《愛.來去.住台灣:一百樣擁抱台灣的理由》(以下簡稱《愛.來去.住
台灣》)、《島嶼.浮城:15 則香港人在台灣的生活札記》(以下簡稱《島嶼.浮城》)、《樂戶台
灣:移居生活提案》與《小港包的台北五四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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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國際軍事基地」、「不許在香港有任何以破壞中國權威為目的之活動」,以
及「過港之中國官員必須獲得保護」。此三項條款限制了台港之間的政治關係(蕭
全政,1995:402-403、405)。1967 年香港暴動期間,港英政府亦破壞了中國在港
的情報組織網絡,大量基層被捕入獄(許家屯,1993:28)。
1950 與 1960 年代時期港英政府對參與兩岸事務並不熱衷,與兩岸政權的關
係也有重大差異。作為英國殖民地,冷戰時期的香港位處西方陣營接壤共產國家
的前沿。雖然港英政府基於意識形態的對立、安全考量以及遏止過境走私犯案等
原因,於 1951 年沿中港邊界設立邊境禁區(阮志,2014:39),但中港之間的頻
繁互動並未因此而停頓。一方面,香港是冷戰時期的中國面對西方敵對陣營之重
要窗口,中國在香港開設銀行,也在香港廣設國貨公司,販賣大陸產品賺取外匯;
另一方面,香港毗鄰中國,長期仰賴其糧食、蔬菜、水、日用品以及其他工業原
料的供應(王家英,2000:26)。相較於中港關係,冷戰時期台港兩地皆以出口導
向的勞動密集工業為發展主軸,競爭多於互補;加之英國不承認台灣的國際地位,
因此台港之間往來有限,基本上僅止於政治上的情報蒐集和與親台僑團的聯繫
(王家英,2000:26)。換言之,冷戰時期英殖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深深影響
港英政府與台灣政府的互動。
雖然冷戰時期台港政治和經濟關係不若中港之間緊密,但兩地的民間往來從
未停止。台灣的中華民國(ROC)政府仍積極利用香港的殖民地社會向海外華人
宣傳反共意識形態,進而鞏固中華民國作為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權。例如
1949 年國民政府因內戰戰敗而遷往台灣之後,部分從中國逃難至香港的國府支
持者被港英政府安排前往調景嶺暫住,如此的歷史淵源使得調景嶺成為「國民黨
海外反共堡壘」的象徵。調景嶺的地景與日常充分展現了國民黨的政治意識形態,
碼頭與建築物屋頂青天白日旗海飄揚,反共復國、擁護蔣總統的標語四處可見,
嶺內也持續舉辦雙十節與兩蔣壽辰等慶典(楊孟軒,2011:172-173)。台灣的國
民政府致力維繫調景嶺的名號與其所代表的反共精神象徵,另一方面希望中國大
陸災胞救濟總會利用港九救委會持續進行嶺內的救濟和教育事業(楊孟軒,2011:
168)。調景嶺在冷戰時期再現的反共意識形態,成為當時台灣的國民政府在海外
華人社群(包括香港)之政治宣傳重點。
除了藉由調景嶺在香港凸顯「中華民國」的反共意識形態外,國府在冷戰時
期亦通過香港社會的足球運動來展現自身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並以此建
立與僑胞之間的民族主義情感連結。從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大部分被視為一線
好手的香港球員並非香港代表隊的成員,而是「中華民國」的國腳。雖然代表「中
華民國」的香港球員不一定認同「中華民國」,但代表「中華民國」到外地參賽
往往能得到當地僑胞的熱烈支持,而如果代表「香港」出賽則可能被視為「漢奸」
而被擲物品(李峻嶸,2015:39-40)。1959 年「中華民國」隊於菲律賓舉行的亞
洲盃外圍賽遭遇「香港」隊時,《香港時報》便刊登了一份聲稱為香港隊球員所
寫的文章,作者表示自己的認同是「中華民國國民」,萬一幫助香港隊獲勝那便
成為國家的「罪人」,因而「無面目見江東父老」。藉香港球員宣示「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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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僑民必須效忠的「祖國」(李峻嶸,2015:51),如此的報導召喚海外華僑視「中
華民國」為唯一合法政權的情感認同。英殖時期的香港社會成為台灣再現「中國」
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場域。
冷戰時期香港社會的台灣再現並非僅限於爭奪政權正統性的意識形態。二戰
後至今的不同階段中,冷戰時期是台灣對香港文化影響最深遠的時代,某種程度
來說,醞釀了香港今日對台灣的文化他者想像。例如,就文學場域而言,70 年代
香港文壇開始關注台灣文學和風土人情,其中代表人物為作家也斯。向來擅長書
寫遊記的也斯,於 1976 年出版的散文集《新果自然來》中記錄了他第一次的台
灣環島旅行,旅遊路線的安排則是依據他所熟悉的台灣文學。陳建忠指出,《新
果自然來》雖是遊記散文,但不僅是地誌書寫,更是對香港文學與文化的評論,
藉由台灣的鄉土地景與香港都會文化的差異,尋找屬於香港本土的文學之路
(2015:238、242)。也斯以台灣的「鄉土」作為書寫的題材,對比香港的「現代
化」所欠缺的情感題材,陳建忠認為這反映了也斯希望保留「鄉村」的美好情感
質地,用以對抗無所不在的「現代」。透過尋找台灣的「鄉土」,他的台灣遊記試
圖超越冷戰的反共與流亡格局,探索香港的「本土意識」(2015:242、246)。換
言之,在香港 70 年代本土身分萌生的時期,也斯脫離了兩岸敵對的政治歸屬問
題的議程,轉而將目標設定為香港人在台灣尋根。他以台灣之旅探尋香港本土精
神的書寫,成功地將再現台灣的脈絡由冷戰的兩岸對立轉化為香港的自我建構。
除了嚴肅文學的再現,台灣的流行文化在香港亦逐漸受港人注目。60 年代香港
的瓊瑤小說熱,由此帶動台製電影來港放映,電影《意難忘》(1965)在香港的賣
座,更促成台灣時代曲漸受香港社會歡迎(黃湛森,2003:85)。歐陽菲菲、姚蘇
容、鄧麗君等人的作品在香港掀起熱潮,「即使不會講國語的港人也能哼上幾句
姚蘇蓉的名曲〈今天不回家〉」(黃霑,2005:163)。台北在 60、70 年代盛行的歌
廳表演,亦隨歌舞團及歌星到香港登台的熱潮流行香江(黃湛森,2003:88),歌
廳夜總會皆以國語歌曲壓陣,當時的台柱也必然是台灣歌星(黃志華,2000:228),
其時香港聽眾對改編自日本歌曲的台灣流行音樂十分喜愛。70 年代更有校園民
歌跨海而來―當時三毛的幾本遊記著作如《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駱駝》與《稻
草人手記》等已廣受香港青年青睞,她填詞的〈橄欖樹〉一曲尤其吸引眾多年輕
人,「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朗朗上口者所在多有。其後如〈忘了我是誰〉、〈龍的
傳人〉等台灣校園民歌也相繼走紅,引發了香港的校園民歌創作風氣(黃湛森,
2003:135)。
自 1979 年中國與美國建交,北京開始推動改革開放之後,香港在兩岸關係
的地緣政治位置產生了變化。香港由西方資本主義對抗共產中國的策略場域,轉
變為兩岸之間的轉運與中介,彌補兩岸因政治分歧而無法建立的交流管道。這樣
的中介角色強化了香港與台灣的民間經貿關係(王家英,2000:27-28),也讓台
港兩地的民間往來涉及的層面更廣。台港之間的資本與人口流動前所未見地快速
增加。例如,1992 年兩岸經由香港轉口貿易金額已達 74 億美元,是 1979 年的約
一百倍(翁松燃、鄺英偉,1995:383)。台港兩地的貿易額持續上升,由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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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55 億美元,升至 1997 年的 206.61 億美元;也由於台灣對港台貿易的高度
依存,以及兩岸當時並無直航,種種因素促使往返兩地的旅客人次大幅增加(王
家英,2000:28-29)。觀光局的統計數據即顯示,自 80 年代起到 90 年代末,除
1989 年後數年因天安門事件的影響有所減少以外,前往台灣的香港旅客人數一
直穩定地維持在 20 萬人次以上。6
隨著 80 年代中英開始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會談,台灣方面亦積極建立與香
港社會更深入多元的互動與連結,香港社會與台灣民間的連帶關係也更顯密切。
例如,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於 1983 年表示歡迎香港人「隨時回到自由祖國」,
並在台灣行政院下設立「行政院對外工作會報香港小組」,專案小組於 1984 年 10
月升格為「行政院香港小組」(張結鳳,1987:213;翁松燃,1998:124)。僑務
委員會設置了「香港僑胞回國事務諮商服務處」,協助香港「僑胞」回國定居、
投資置業、就學(翁松燃,1998:123)。財政部與經濟部極力推動港資進入台灣,
推出政策利多,降低尚未開始投資前之港資銀行存款利息稅(張結鳳,1987:218)。
與此同時,台灣也擴大在香港的媒體宣傳,包括利用台灣在香港的喉舌《自由中
國評論》設立讀者服務中心,提供關於中華民國的國情資訊、電影播放、舉辦演
講、銷售台灣報刊和電視錄影帶等服務,以及改革《香港時報》版面,加強對香
港讀者的吸引力(張結鳳,1987:220、223-224)。如此的政策與行銷有其功效,
到了 1987 年之後,隨著兩岸關係趨緩,台港關係也進一步開展。台灣增加駐港
辦事處,如經濟部的遠東貿易中心駐香港辦事處、新聞局的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等,
台銀、彰銀等台資銀行亦在港設置分行(翁松燃,1998:128)。1991 年起港澳台
灣同鄉會、台灣商會等民間組織陸續獲准在港成立,針對台灣官員以非官方身分
訪問香港之簽證也大為放寬。
90 年代之後北京對台港關係的影響日漸深重。1992 年香港總督彭定康上任
後,曾公開接待曾任台灣全國總工會理事長的許勝發,此舉引起香港新華社的不
滿。1995 年台海危機之後,港英對台灣在港活動的默許範圍再度收緊(翁松燃,
1998:130-131)。儘管兩岸關係在香港政權移交之前低迷不振,但北京對台港關
係秉持務實穩定的基調。王家英認為,香港在兩岸中介的角色,基本上受到兩岸
之間相互針對的政經政策所影響。北京方面在政經分離的立場上,一方面主張香
港政權移交不對台港經貿及民間往來造成任何重大衝擊,同時極力促使台港關係
轉向非政治化的路線。回歸後的特區政府須與北京就台港關係進行溝通及配合,
香港必須嚴守中國政府對兩岸事務的立場,並以民間名義模糊台港交流的政治敏
感性(2000:26-36)。
目前關於台港關係的研究,主要將香港置於兩岸關係的脈絡中,討論香港如
何作為兩岸關係的中介角色與對兩岸政權的意義,鮮少注意香港社會內部的變化
對兩地互動產生的政治性如何影響香港社會對台港關係的理解。大多學者皆將如
此的政治性聚焦於兩岸政權對台港關係的影響,以及港英政府如何以民間互動為
兩岸建立看似無關政治分歧的連結,並認為台港之間民間跨境互動的「非政治化」
6 關於前往台灣的香港旅客人數變化,參見《87 年~107 年來臺旅客統計》(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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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面對兩岸分治之必要做法。然而不能忽視的是,台港民間往來涉及的政治性並
非僅受兩岸關係影響,香港社會內部的發展和變化亦可能影響台港互動。前述也
斯 70 年代的文學書寫便顯示了在香港本土文化萌芽的時期,作家的台灣觀光如
何成為本土身分的尋根之旅,開始藉由異地反觀自身文化與認同。
相較於前述台港民間互動的歷史,大約 2010 年之後台港關係有了顯著的變
化,除了觀光與留學人數增加,台灣更成為港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社會對
台灣的好感度也快速提升。面對如此的台港關係新階段,本研究試圖探問:究竟
台灣因何贏得港人高度的認同與好感?也斯遊記中的台港之別是「落後鄉土」與
「高度現代都會」的發展差異,當年詩人前瞻性的現代性反思中台灣代表的「落
後鄉土」何以轉變為今日的「慢活天堂」?如果也斯認為理性/冷靜與感性/熱
情是港台文化身分的重要對比,我們該從何理解今日港人愛台灣展現的感性與熱
情?再者,近年港人的「哈台」並非源於台灣流行文化的輸出(如 60 與 70 年
代),那麼「哈台」想像的中介為何?下一節將討論晚近被香港人視為理想棲居
之地的台灣,如何持續成為香港的文化他者,以及香港如何以新的台灣意象與想
像重建其本土身分與社群想像。
二、台灣是個好地方?生活方式型移民的選擇與他者化的集體地緣想像
在現今的移民研究文獻中,香港移民在台灣的研究少有關注,多半集中在港
人於北美(主要是加拿大)的案例。如此的研究空缺主要是由於當香港面對中英
草約的簽訂與回歸期限的倒數時,中產階級港人移民的優先選擇為北美。因此有
研究探討移民加拿大的港人如何改變當地的消費和房地產市場,又如何同時受當
地社會環境的影響(Lee and Tse,1994; Olds,1998),亦有研究「太空家庭」此類遊
走港加兩地的移民生活形態(Waters, 2006),或探討不同地理尺度之間的移動對
家庭成員不同生命歷程(life course)之影響(Kobayashi and Preston, 2007),以及
回流和兩地旅居對不同年齡層的家庭成員不同的重要性(Ley and Kobayashi, 2005)。
部分研究則探討港人移民澳洲後,如何論述自身與異鄉和故鄉的空間關係,進行
移民主體的協商(Mar, 1998)。在少數探討港人在台移民的研究中,姜蘭虹與林
平以質性訪談,探討香港移民在台的政治態度,文中 24 位從 40 歲到 70 歲不等
的移民皆為優勢移民:他們大多為專業人士,有穩定的工作與較高的社會地位。
參照其研究成果,本章試圖檢視新一代香港移民敘事中的政治傾向與情感。在姜
蘭虹與林平的研究中,冷戰時期移民台灣的港人大多表示,移民台灣是由於對於
共產黨的恐懼與不信任(2016:11),也就是出於政治因素選擇移民台灣。這個時
期的移民者儘管抱持堅定的反共立場,但對當今台灣自詡先進的民主態度上多所
保留,同時對近年來台港的反中浪潮與太陽花及雨傘運動不表認同(2016:14-15)。
此一前導研究提供了比較的視角來檢視新一代香港生活方式型移民敘事中的移
民動機及政治態度。
乍看之下,在台港人的敘事似乎與一般的移民故事大相逕庭。有別於強調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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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異地生活與認同新國家艱辛歷程的移民(如英國與美國的移民),在台港人敘
事少見身分認同上的困擾,多半展現對新生活的滿足與對移居地的熱愛。同時,
他們似乎並不關注在台灣的新身分或稱號,而是使用「在台灣的香港人」自稱。
如此積極正面的基調或者不強調融入的特性,皆可歸因於這類敘事中的港人多為
生活方式型移民(lifestyle migrants)。所謂生活方式型遷移是指相對優渥的個人,
或短期暫居或永久移民,7
出於不同原因遷移至對移民者而言有生活品質之處
(Benson and O’Reilly, 2009: 621)。托京頓(Kate Torkington)指出,生活方式型
的移居是「消費主導、與觀光相關,奠基於休閒」(2012:74)。歐瑞里與本森(Karen
O’Reilly and Michaela Benson)認為,生活方式型移民嚮往的空間通常是「現實
與想像的庇護所或重生之地,一個具有療癒之效,能提供自我實現,讓人逸樂忘
憂、提供逃避之所在」(2009:6)。
整體而言,關於生活方式型移民的研究,目前仍以西方的脈絡與案例為主
(Amit, 2007; Benson and O’Reilly, 2009; O’Reilly and Benson, 2009; Benson, 2011;
Torkington, 2012; Croucher, 2012)。以下將以在台港人敘事中的重要特性為例,深
入探討港人生活方式型移民的特殊性,藉以與目前的文獻對話。本章將探問:台
灣在哪些意義上符合或有異於一般生活方式型移民的空間想像?倘若「空間流動
性本身促成了某種形式的自我實現」(O’Reilly and Benson, 2009: 5),移居台灣的
經驗讓香港人在新的感覺結構下建構了什麼樣的自我實現?其中的情感/情緒
表述又呈現了怎樣的地緣政治?
生活方式型移民的移居地雖然看似皆為高度個人化的選擇,然而,某些移民
目的地的意義其實超越個人層次,早存在於文化想像中,成為集體想像之神話
(Benson,2011:12)。因此,分析移居/移民敘事可以彰顯香港集體意識中的台灣
形象與想像,指認是什麼樣的文化邏輯構成合理化跨境流動的框架(justificatory
framing),從而思考敘事中的地緣政治與情感/情緒。具體來說,深究其想像機
制(mechanism of imaginary),港人試圖藉由「哈台」的行為(凝視與移居)滿足
當下香港自我敘事中紛亂矛盾的部分情感需求―透過愛的修辭,挪用「小確幸」
論述來凝視台灣,將其界定為新生活的好地方,從而建構移居/移民之主體性。
三、愛台、愛港與反中:「小確幸」與情感政治
如本森所言,刻板印象常被用來合理化移民動機,並顯示其對他者之域的文
化想像(例如在法國鄉間的英國移民)(Benson,2011:119-122)。港人對台灣的「小
確幸」刻板印象即是生活方式型移民敘事中港人用來定義台灣作為好地方的核心
概念,也是理解「哈台」現象的關鍵。在深入分析生活方式型移民或者香港媒體
盛讚褒揚的「小確幸」意涵之前,先將此語置入台灣的現實來檢視其曖昧與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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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之間的近距離使得港人移民台灣擁有高度的流動性,亦即,如果生活不順利,發展不如預
期或者有其他需求,港人可以選擇返回香港。這亦是生活方式型移民一個常見的特性
(Torkington, 20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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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眾媒體的脈絡中「小確幸」保留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原來的用法,意指「人
生中小而確切的幸福」8
(2002:80-81),泛指日常生活中隨手可得、看似微不足
道的樂趣,代表一種知足常樂的正向心態。隨著此語的流行,開始出現對台灣「小
確幸」文化政治的解讀。例如,日人本田善彥(引自杜宗熹,2016)指認「小確
幸」為台灣政治逃避主義遺留至今的託辭:「『這個國家』」早期為『偏安』,但元
氣和志氣喪失後,多數居民活在桃花源記般的『避秦』境界,可憐自己,迴避棘
手議題,只在乎眼前的「小確幸。」9
趙剛(2014)以更批判的觀點指出台灣「小
確幸」文化的逃避主義,反映的其實是在高度問題化的社會情境中的一種「苦中
指樂」:「它是這個資本主義世界中飽受不確定與無望感的青年人與中年人的挫折
與痛苦的一種表達。它是一種失去理想、夢想、未來,或任何自我超越可能的『主
體』的自衛/自慰性精神狀態。」除了「苦中指樂」的虛無幸福感外,趙剛進一
步指出「小確幸」更涉及台灣的政治主體建構:「『小確幸』遠遠不只是一個軟綿
綿的生活態度,而是一個強悍的政治建構」――「80 與 90 年代民主政治之後台
獨運動第三波主體自尊感的建構,是以『小確幸』作為『文化無意識』。在這第
三波裡,『中國崛起』被論述成『中國威脅』的單一可能性,青年學運的『台派』
以『小吃』、『捷運文化』、『最美麗風景是人』指認『小確幸』,並進行政治動員。」 10 文化評論者張鐵志亦藉由「小確幸」指認同樣的歷史群體,但有別於趙的批判,
他為「小確幸世代」辯護,認為此語除了消費層面的意義,代表某種生活方式的
追求之外,趙剛所謂「台獨運動第三波主體」其實是新時代價值的創造者,代表
多元價值:不以競爭力或賺大錢為最高價值,而是追求自我實踐(微型創業、返
鄉創業等等)(張鐵志,2016:54)。換言之,「小確幸」的台灣新世代是繼承了 80
年代以來台灣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價值,「讓環境保護,社區改造,多元平權,
民主參與等改變台灣社會……並且讓這些價值開花結果」,其實日本等先進國家
青年早就有如此的實踐(2016:54-55)。上述不同立場的解讀凸顯了「小確幸」
一詞在台灣的意義乃是同時指涉生活態度、消費行為以及新社運世代/政治主體,
承載了矛盾衝突的文化與政治意涵。
「小確幸」文化跨境流通之後,在港人的移居/移民故事中成為描述移民動
機以及對比移居地與故鄉差異的常見修辭。生活方式型移民書寫的一個典型的敘
事邏輯是移居者藉由對移居地的歸屬感與認同,來定義其追求的好生活。同時,
移居者經常比較移居地與原居地的好壞(冷漠疏離的危險大都會/和善熱情的安
全鄉間鄰里,寒冷陰鬱的北國/溫暖晴朗的南國,水泥叢林的高壓生活/原始自
然的緩慢悠閒),進而重塑新身分與投射新生活願景。在港人的案例中,移居地
台灣的種種美好皆可藉由「小確幸」一言以蔽之,此語不僅是台灣文化與生活風
格的同義詞,也成了吸引港人來台定居的主要原因。就此而言,港人眼中台灣「小
確幸」和一般台灣媒體用法的意義一致,也就是某種生活方式的追求。
8
「小確幸」取自日文「小さいけど確かな幸せ」的漢字。 9
參見杜宗熹(2016)。 10參見趙剛(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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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敘事中反覆可見「小確幸」作為描述台灣好生活的綱要。例如,定居新
北市淡水的插畫家 Emily 在序言中自述:「生活必然有些苦的地方,但這本書要
說的是我在台北嘗到的甜,一些台北獨有的,微小但確切的幸福。」(2012:13)
黎慕慈書中以「小確幸」作為擁抱台灣的理由的分類主題。此外尚有香港《經濟
日報》的專題報導以「香港人眼中台灣人的八個『小確幸』」為題,分析台灣對
香港的吸引力。在這些香港移民敘事中,「小確幸」成了追求美好生活而移民的
現成語彙,意指許多時下流行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與反消費主義的態度。例如,
不少故事中的台灣是實現慢活與綠色運動的天堂,充滿田園樂趣:「〔台灣人〕推
崇休閒生活,享受生活中的『小確幸』……具體來說,就是一旦厭倦了台北的辦
公室工作,可以跑到台東,退隱高山自種田,結間茅屋白雲邊,在台灣,這並不
是稀奇的事。」(黃璟瑜,2016:149)此處呈現的田園理想建立在地理空間的壓
縮想像(台北與台東零距離),以及將台灣人浪漫化為隨興自在的現代陶淵明(能
隨時放棄辦公室的工作隱居深山或下鄉種田)。有趣的是,雖然一般生活方式型
移民理想的田園是指與大都市相對的純樸鄉間,因此此類移民常被視為反城市運
動的表現(Benson and O’Reilly, 2009; Hoey, 2009; Benson, 2011),但在移居港人
的好生活書寫中,台灣的田園風景不僅指涉真正的鄉村原野還涵蓋了現代都市。
例如,《樂戶台灣》的作者黃璟瑜在簡介中描述移居台灣的動機:「土生土長的香
港人……到高雄小住,當地人的熱情、和善,讓我感動萬分,更由此發現理想生
活的原型,從而萌生移居台灣的念頭……現居於高雄過著優哉游哉的日子。」
(2016)許多中年中產階級來台工作或享受退休生活的港人,正是訴諸此類修辭
來描述身為生活方式型移民的經驗。像黃璟瑜這般對台灣的城市(高雄或台北)
懷抱田園想像的香港人所在多有。Emily 介紹台北生活的圖文書便具體地展現了
如此的浪漫田園想像――在台灣即使隱於市也能坐擁溫暖人情、閒適生活以及近
在咫尺的自然生態。全書以插圖為主文字為輔,溫暖甜美的童話風格夢幻地呈現
了台北好生活的主旨,其中「散步就是散心」一節刻畫了大安森林公園、淡水紅
樹林步道與無名小巷弄的休閒風情。作者說:「巷弄的有趣之處,就在於這些不
足道的小發現。」(2012:59)在 Emily 的畫筆下,台北堪比 19 世紀漫遊者的天
堂巴黎,一個只要漫步其中便歡快無比的城市。
其實與台北相較,香港並非沒有郊野綠地或公園步道,更不乏小巷弄,何以
在台北能樂於尋找巷弄中的小發現,但在香港卻不能?再者,台北巷弄街道實非
步行者天堂,潮濕多雨之外,更不用說都市規劃不佳,多半停滿機車或堆放商品。
如此美好生活想像的破綻或可歸因於上述生活方式型移民的「小確幸」再現其實
類似觀光客的凝視。在此類敘事中,台灣的地景在港人凝視之下成為浪漫化的田
園理想(idyllic ideal),某個意義上仍不脫「後花園」的意象。「後花園」一語具
有殖民色彩(如法國前殖民地象牙海岸有法蘭西的「後花園」之稱),一般意指
近距離、低物價,適合短期休閒旅遊之地,並暗示觀光客與觀光地的發展差異與
現代性位階高低。台灣作為香港「後花園」的說法十分普遍,11 暗指兩地現代性
11關於「台灣作為香港後花園」的說法,主要用於形容台灣的地理位置鄰近香港(馬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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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高下之別。值得注意的是,對今日香港人而言,台灣這個「後花園」似乎
從短期旅遊之地轉變為理想生活之夢土,現代性發展的落差被賦予不同的價值,
原本「鄉土台灣」可能意味著窮鄉僻壤與化外之地,如今卻成了悠閒慢活、友善
生態的桃花源。港人紛紛重新凝視這個親近的地緣他者,並毫不保留地抒發愛台
灣之情。除了香港近年政治紛擾、經濟發展遲滯、社會流動趨緩的脈絡之外,究
竟該如何解釋如此集體想像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表達?在
台港人敘事中愛的政治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首先,在這些移居/移民敘事中常見求愛的語言(language of courtship)―
「墜入情網」、「一見鍾情遇上夢中情人」、「尋找白馬王子」、「跟台灣談戀愛」等
詞彙屢見不鮮。這是一個有趣的特色:一方面,這類語言的頻繁出現對於不直接
表達情感的香港人來說並不尋常;另一方面,雖然生活方式型的移民也常以近似
的詞彙描述移居之地,例如,移民葡萄牙鄉間的英國人談到移民經驗時,會說自
己「完全愛上了此地」(Torkington,2012:83),但港人的台灣敘事中出現的「愛」
並非僅是隨興一提、輕描淡寫,而是以各種通俗劇的求愛語言,將移居之地比喻
為慾望客體。幾個具體的例子可以清楚看到這個浪漫化的傾向。插畫家 Ali 為《島
嶼.浮城》一書寫的推薦詞便使用了如此的語言:「《島嶼.浮城》記錄了 21 世
紀的香港人怎樣跟台灣談戀愛的故事,從相識、交往、以至計畫白頭偕老的生活
歷練實證……」年輕作家紅眼則是以失戀的經驗來描述他旅居台灣幾年之後首次
以觀光簽證入台時的心情:「就像多年以來牽手逛街的戀愛,如今見面卻要隔開
五釐米,有一種失戀的哀傷,我已經『被不屬於台灣了……』。」(李雨夢,2015:
249)某個意義上,這樣的慾望投射類似 19 世紀以來的他者敘事,此類敘事的主
體常將他者陰性化來確認自身的陽剛位置與現代性發展之優勢。其實如此的性別
化他者傾向早已出現在香港的影視與媒體中。例如,在回歸前的經典愛情片《甜
蜜蜜》(陳可辛,1996)中便有跡可尋。片中的幫派大哥「豹哥」偷渡來台之前以
玩笑話安慰情人,要她不必以他為念:「不用擔心,我很有辦法的,在台灣有很
多老婆,高雄有一個,台中有一個,花蓮有一個,阿里山也有一個……。」片中
暗夜送行的場景凸顯了黑道大哥的鐵漢柔情與風趣幽默,角色的說服力來自於將
台灣的形象陰性化,提供落難的香港陽剛主體既現實又虛構的庇護,使其既能遁
逃於法網之外,又能坐擁妻妾成群。此處對他者的凝視潛藏現代性主體對化外之
地的刻板想像。
近年台灣的陰性氣質的具體形象是「台妹」,此語泛指所有年輕台灣女性。
香港媒體報導將「台妹」再現為溫柔順從、有女人味,而這樣的他者形象對比的
是強勢獨立、要求高的「港女」與向來形象不佳的大陸女性。12 如有網路媒體專
欄作家直言港男喜歡台妹,主要因為「台灣女生就是天生會撒嬌的能耐……香港
2011),「彷彿在香港不能實現的都可以在那裡〔台灣〕成真」(李秀嫻,2016),也能忙裡偷閒
的安排假期到台灣「充電」,「補充『養分』」(鄧予立,2009)和「釋放心情」(孫儀威、林
豔,2013)。 12最近的例子包括港劇《不懂撒嬌的女人》(2017)。劇中來自上海與台南的女性角色分別代表
潑辣豪放與溫柔可人,對比直率有效率但不懂得撒嬌的香港女性。
女人太聰明,太有成就,太 bossy;台灣女人的笨,剛好補上男人缺少的那一塊
自尊」(李聲揚,2017)。13 即使是聲援港女批評台妹的報導都強調:「講起台妹,
最令港男幻想亦最令港女討厭嘅,就係台妹嘅嬌嗔。可能因為港女嘅『獨立』,
更令港男追求台妹呢啲小鳥依人嘅溫柔。」(路以苡,2016)此類媒體再現、傳播
的「台灣」與「台妹」提供了既成的文化形象,空間被性別化並賦予差序價值(香
港/陽剛,台灣/陰柔)。當性別化的地理想像進入社會的集體潛意識,訴諸男
歡女愛來描述移居台灣的經驗與對台灣生活的嚮往似乎也就不足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港人移居/移民故事中以愛戀修辭所表達的台港關係,除了
對他者的深情凝視之外,更與對故鄉香港的情感息息相關。如前所述,生活方式
型移民敘事中普遍可見的是將移居地與故鄉相互比較。在香港的案例中一個特別
的例子是兩地人民對家國的愛的表現方式―前者似乎總是直言無諱,而後者多半
有口難開。例如,黎慕慈說:「問台灣人愛不愛台灣?跟問香港人愛不愛香港?
答案比例絕對截然不同。」(2014:11)李雨夢(2015:196、276)也以其書中幾
個故事指出,在台港人深感困惑的一點是似乎台灣人可以很輕易地說出愛台灣,
但現在恐怕沒有太多香港人能自在地說他們愛香港。乍看之下,台灣人的愛國成
了香港人的對比―以近年的狀況來說,港人對北京與特區政府表達強烈的失望、
反感與不信任等情緒,並將愛轉向他方,一個似乎能提供好生活的承諾之處。但
必須深究的是,當「愛國」似乎與香港作為共同體的諸多基本價值扞格不入,但
「愛國愛港」這類政治主張又將「愛國」定義為「愛港」的前提與必要條件時,
身處特區的香港主體應如何、或是否能投注對國家的情感?如此的複雜情感/情
緒又該如何表達?某種程度而言,近年香港的「哈台」現象可視為港人對上述難
題的回應。因此,在這些移民敘事中,「愛台灣」並非只是針對移居地單一對象
的情感/情緒投注,而是透過對台灣(親密的他者)的好感來表達對於自身(追
求好生活但不忘香港的跨境主體)與中國的種種複雜感受。舉例而言,來台經營
咖啡館的夫婦 Raymond 與 Kia 的故事呈現了愛在心口難開的香港人心境:「『愛
台灣』、『愛台北』、『愛台南』,說起愛的時候台灣人臉上總會掛著得意的面容,
反觀自己和香港,我們從不輕易說出愛香港的字眼,總會覺得異常肉麻。那些在
香港打著『愛』旗號的團體,往往利用令人起著雞皮疙瘩的愛國情懷操弄著人們
的情感,於是愛這個字,很難說得出口。」(李雨夢,2015:70)如這些生活方式
型移民所言,「愛香港」一語如今已與中國的愛國主義無法脫鉤。如此一來,對
香港家城難以表述的愛,部分歸因於港人不認同「愛國愛港」的宣傳口號或者如
「愛港力」等親中團體。對許多年輕港人如 Raymond 與 Kia 而言,愛(中)國被
設定為愛香港的前提,但如此的前提違背了他們的情感經驗以及香港諸多基本價
值。於是,當「愛港」隱含了親中愛國的政治主張,抱持不同政治理念與認同,
或無法感受自身對「祖國」之愛的港人也可能因而失去了表達對在地情感的語言。
13又如:「港女太強勢硬朗,聰明能幹但就是欠一點圓滑柔勁……港男總愛台妹嬌嗲、日本妹可
愛,每次提起港女總耍手擰頭」,參見楊麗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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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移民台灣的身分提供了移居港人一個新的脈絡與契機,讓他們重
新檢視過往的生活並藉此表達他們對於香港的情感。在生活方式型移民的故事中,
有不少港人被問到對於離開香港到台灣的感受時,指出遠離家鄉的新生活讓他們
以不一樣的方式看待香港,且得以重新審視在雨傘運動之後對家鄉的愛與責任
(李雨夢,2015:278)。作家紅眼的故事便見證了如此的心境轉變。他自述經常
往返台港的自己是個對於香港或任何駐足的城市毫無情感依附或任何感覺的都
會人;然而,在雨傘運動後一次返台的心情讓他有了新的體認:「我才終於明白
我真正在意的正是我的家鄉,香港。」(250)李雨夢以這則故事得到的啟發作結,
她寫道:「我開始明白,對某些人來說,不是對香港沒有歸屬感。而是因為離家
不夠遠,看不見家的全貌。以及對自己心中所繫掛的地方,那最深層的愛護與難
以言喻的情感。」(250)紅眼的故事顯示,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容許生活方式型移
民不僅在移民初期比較「此地/他方」,並能在之後反思對家鄉的情感,尤其當
家鄉有難之際。
再者,「愛台」除了用來表達「愛港」,亦是一種仇恨修辭,表達港人對國家
的不滿與失望。在這些敘事中,對台灣的好感常引發港人抒發自身對今日失落的
香港的情感/情緒,或表感傷或顯憤怒。在眾多的敘事當中普遍出現的對比是台
灣的幸福美好與香港的問題重重,當香港今日的種種困難(政治、社會、經濟與
環境等)反覆指向中國因素,港人對台灣田園想像的熱愛也一再伴隨著強烈的反
中情緒。換言之,在此類敘事中,對於台灣是個好地方的禮讚同時直接或間接表
達了對中國的反感。以下兩個例子或可證明此觀點。Kiky 與 Jacky 是一對移居南
台灣偏鄉後灣經營民宿的年輕夫婦,兩人「因為深愛這片土地,所以希望能為當
地出力,特別是環境保育這一塊,他們的態度與後灣居民的立場是一致的」(227;
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這個民宿故事的保育理想對比的是迎合毫無環保意識的
陸客的觀光景點(如墾丁)(229)。兩者的比較顯示民宿主人歡迎的客人絕非喜
歡到墾丁旅遊的陸客。民宿女主人強調生活方式型移民不僅要為在地社區付出,
並且必須入境隨俗:「移民不是有錢就了不起,如果你準備要去一個地方展開新
生活,卻又不打算適應及貢獻當地的社會,這種心態與行為跟蝗蟲又有什麼分別
呢?」(216)敘事中出現的「蝗蟲」比喻,明白指涉近年港人認為造成香港社會
問題與生活壓力的內地人(陸客、水貨客、內地孕婦、陸生等等)。又如,退休
記者黎慕慈的自序陳述了移民台灣的理由,也是她告別香港的原因:「生活的品
質,不是決定住在哪一區吃過多少米芝蓮餐廳,是平日可以漫步街頭,休假可以
徜徉大自然,是在路上看到樹木與腳踏車,而不是金行與藥房。」(2014:10)與
台灣悠閒生活方式對比的是香港消費主導的生活:豪宅與美食在道德上難比反璞
歸真的美德,樹木與腳踏車則進一步凸顯藥房與金行這類討好陸客的消費空間,
代表香港近年的惡托邦(dystopian)地景。
14由此觀之,或許可以理解為何本土派常訴諸仇恨修辭來表述對香港的關懷與認同。對某些港
人而言,反中的激烈話語是訴說香港之愛的唯一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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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兩個例子當中,「愛台灣」背後的價值無論是社區意識與生態保育,或
者簡單生活與崇尚自然,皆指向「小確幸」文化。若以趙剛的觀點來看,與台灣
的情況類似,「小確幸」亦提供了港人表達反中情感/情緒的具體詞彙。在此意
義上,以在台港人,尤其是年輕世代的移居港人如 Kiky 與 Jacky 來說,「小確幸」
也如趙剛所言,不僅是生活態度更是一種政治表態與主體建構。
四、化「無用」為「有用」:「小確幸」與新企業人主體
「小確幸」作為主體建構並非必然是政治主體,「愛台灣」與「小確幸」亦
是這類書寫中形塑企業人身分不可或缺的想像機制。對於生於 80 與 90 年代的香
港青年而言,「小確幸」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更是實現求職與創業夢想,
創造自身階級流動的機會,而此時愛的語言除了正當化生活方式型移民的選擇,
更承載了港人務實算計的企業人精神。若從經濟理性來看,港人來台圓夢似乎完
全不合理。台灣的經濟表現長期衰退不振,大學畢業生每月平均收入之低人盡皆
知(約 2.2 萬新台幣)。如果海之彼岸的樂土其實是荒原,那麼該如何理解年輕港
人看似違反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逐利原則的移居選擇?問題的答案部
分可從近年香港艱難的就業市場中看出端倪。初入職場的香港年輕世代,所謂「沒
有希望的一代」(Pun, 2014),身處北進前景黯淡、中港矛盾激化的時代(呂大樂,
2014)。不願前進中國,或者北進之後並未找到理想工作的年輕人眼前是荊棘滿
布的道路―香港本地的經濟發展趨緩、生活消費水平日漸高漲,同時必須與來港
的內地菁英激烈競爭。除此之外,香港的經濟結構向來嚴重偏向金融與房地產業,
年輕的畢業生職業工種的選擇有限。雪上加霜的是,當代科技的發展與境外外包
(outsourcing)降低了白領服務業工作的需求,而創業的初始基金又非人人負擔
得起。上述種種香港就業市場的嚴峻使得鄰近的台灣成為港人另謀出路的可能。
然而,不能忽視的是,台灣夢似乎對某些類型的年輕人特別有吸引力。雖然沒有
官方的數據統計,但從媒體的報導以及這些生活方式型移民的故事中可以看出,
香港年輕人在台謀生主要是從事文創業(包括自由工作者)或者經營咖啡廳、民
宿、手工藝品商店與設計師工作室。換言之,他們從事的是張鐵志(2015)所謂
的「小確幸產業」或「生活方式產業」。
港人來台多從事「小確幸」工作的原因除了近年文創相關產業在台灣的快速
發展之外,更與香港社會長久以來講求實際,以賺錢多寡為職業好壞判準的文化
息息相關。如果說今日年輕港人是社會流動性受限,飽受桑尼特(Richard Sennett,
2006)所言之「無用的幽靈」(specter of uselessness)縈繞糾纏的一代,那麼有志
於「小確幸產業」者必是其中感受最深的族群。這類工作除了在收入上難以追趕
香港的消費水平,在香港中環價值的緊箍咒下,與金融財務等產業相較,更在價
值判斷的階序中居於低下的位置。亦即,在主流社會的刻板印象中被認為是不切
實際且沒有出路的職業,因而難脫「無用」的汙名:「〔香港的文創工作者〕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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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錢少,買不起樓,便被社會冠以廢青之名。」(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15 相較
於此,台灣社會的工作選擇較多,年輕人即使是市井攤販似乎也不失尊嚴。在花
蓮經營服飾品牌的香港歌手蔣雅文羨慕這樣的工作文化:「台灣年輕人可以推著
車巷弄賣雞蛋糕,這不是『小確幸』,這是一種很大的幸福。」
16 香港《經濟日
報》的專題報導中,台灣的 8 個「小確幸」之一便是:「工作種類多元化……炸
雞排的小販可以創造豪大大雞排的國際品牌。」17 來台經營青年旅館的林維源也
說:「在這裡生活就是開旅館也好,賣菜的也好,做得出色都有存在價值!」(強
調為本書作者所加)18 此處對工作價值的認定充分凸顯了香港邏輯。首先,對港
人而言,台灣職場的「小確幸」並非狹義地指涉從事生活方式產業,而是意味在
香港價值中看來低賤無用的各類營生方式在台灣似乎都能堂堂正正,不受汙衊歧
視。也就是「台灣對於各行各業的寬容度都比香港來得高」(李雨夢,2015:281)。
台港對於工作價值的認定差異,無疑強化了台灣對年輕港人跨海移居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這個過於理想與浪漫化的觀點隱含了更深層的香港價值。仔細檢視上
述的引言,可發現《經濟日報》的報導與林維源的訪談都將「小販有尊嚴」與「小
販也能大成功」兩者混為一談,其實話語中強調的仍是工作成功與否(把炸雞排
變成「國際品牌」與「做得出色」),而非工作本身不計成敗的尊嚴。此處道德語
言(工作無貴賤)與經濟理性(成功的結果)的混淆正凸顯了在香港的脈絡中,
任何無法發達賺錢的工作便代表無用而沒有尊嚴。由此觀之,台灣的「寬容」或
許便是職業貴賤與主流價值定義的成功與否,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連結。
黎慕慈對台灣的「小」文化的精準觀察可供我們進一步理解「小確幸」對年
輕世代生活方式型移民的雙重功能(追求理想生活/擺脫無用的幽靈):「〔台灣
人〕活在小時代,台灣人安於小資生活,追求小清新,滿足『小確幸』,開小店
做小生意……。」(2014:11)如果此處黎所言的「小資生活」呼應了生活方式型
移民的波西米亞想像,那麼「開小店做小生意」召喚的則是欠缺各項資本(資金
及社會、文化),在嚴峻時代將「小」(成本/生意)視為躋身企業家世界入場券
的年輕港人。在《商業周刊》的訪談中,她更明言,「台灣最可貴的是每個人都
有作夢的空間」:「香港人不是沒有夢想,而是不敢作夢,整個經濟已經膨脹到一
個階段,一般人的生活是很卑微的。但是在台灣,就算只有一點錢,也有實現夢
想的機會。」(177;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正如許多敘事中的創業者所言,他們
之所以選擇來台創業是因為此地低廉的租金、初始成本與生活開銷。例如,華山
文創區的 3D 列印咖啡館的創辦人黃駿賢便說:選擇台灣創業,一方面是台灣向
來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特性,其次是成本的考量:「同樣有十塊錢,在那邊活
三個月,在這邊可以活兩年」(陳怡如,2014:178)。無論是黎口中的「就算只有
一點錢也能實現夢想」或者黃駿賢的「十塊錢」說法,都說明了港人移居來台並
非皆是所謂「心口掛個勇字」,有勇無謀不切實際,而是有物質基礎的尋夢,是
15參見 SJ(2016)。 16參見謝素娟(2014)。 17同註 15。 18參見蕭惟珊(2014)。
經過計算與考量的理性選擇。
仔細審視這些年輕港人企業家的故事,不難發現港人在台灣的創業故事大致
符合常見的成功學或富人傳記的敘事梗概,旨在敘述個人如何具體展現在市場經
濟中成功的不同路徑與經驗,但不同之處在於,故事中常見以生活方式型移民的
浪漫語言來敘述創業精神與經營之道,強調台灣的慢活與人情味等特性而非著眼
於商業逐利的經濟理性。例如,黃駿賢說要開設 3D 列印咖啡館這樣具有新興實
驗性質的商家,「在香港只顯得不切實際」。而台灣不僅給了他「工作上的空間,
更重要的是思考上的空間」(陳怡如,2014:179)。在台北西門町經營漫步旅店
(Meander Hostel)的林維源的故事更具代表性(李雨夢,2015:144-161;陳怡如,
2014:170-172)。這位李雨夢筆下的「慢活的創業家」原本想在香港經營青年旅
店,房東卻因為覺得這在香港不是門好生意、不可能賺錢而毀約,他只好輾轉到
台北。不久後在西門町的一處老社區找到便宜的房子,便投入資金開設了漫步旅
店。台灣低廉的租金與相對開放的租賃環境提供了林維源創業的空間:如果來台
灣「創業租金可以省下一大半」(李雨夢,2015:150)。而對台灣「小」與「慢」
文化的認同則輕易成為另類經濟邏輯的論述基礎,使得這個原本是頂尖業務員的
年輕男孩搖身一變成為具有「浪漫主義特質」的生意人:「生意人開酒店都是為
了賺大錢,但他開青年旅社的最大心願卻不是為了這個。旅店不需要每日都呈現
客滿的狀態,只要住在漫步旅店的客人都是適合的旅人,那便足矣。」(李雨夢,
2015:158)林將這樣的浪漫歸功於台灣教他的人生智慧,在佳樂水旅遊發現了不
是為賺錢而開的衝浪店與好客不惜成本的茶園民宿,都讓他重新思考賺錢與追逐
夢想的平衡,教會他「不為錢而活」的生活態度(李雨夢,2015:171)。此處,
所謂「不為錢而活」的態度可視為跨境主體對香港社會主流價值(搵錢至上)的
反思――援用台灣「小確幸」代表的工作價值,亦即,前述張鐵志的定義:「不
以競爭力或賺大錢為最高價值,而是追求自我實踐。」(2016:54)以個人的移居
經驗重新賦予創業與工作之價值,建立有別於中環精神的企業人主體。另一方面,
台灣的「小確幸」文化既能在象徵意義上翻轉中環價值,浪漫的生活風格也能被
挪用為實際的商業利基。林維源便精明地利用慢活的概念以及台灣的好客精神,
成功地行銷了他的青年旅社,使其成為一個讓旅客可以品味「小確幸」/台灣味
的起點。旅店的網站上是這麼寫的:「Meander Hostel 不僅僅是一個歇息的地方,
同時也是一種旅行、人生的態度……希望旅客們都能體會到我們愛台灣的用心與
喜愛旅行的熱忱。」(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19 換言之,生活方式型移民的創業
家的浪漫,所謂開旅店是為了「分享慢活與漫遊的生活態度」(李雨夢,2015:
146),本質上仍是以愛之名行銷生活風格的逐利修辭。
五、結論
為理解近年香港的「哈台」以及連帶的人口移動,尤其是該現象的意識形態,
19參見〈關於漫步〉(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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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梳理台港兩地的地緣關係的歷史連結,取徑情感/情緒的文化政治研究,除
了試圖發掘孕育香港人「哈台」風氣的社會脈絡,並針對生活方式型移民敘事中
的文化邏輯,分析這些故事中展現的情感/情緒如何塑造香港人的個體與集體性,
重新定義自身與台灣及中國的邊界,乃至尋求新的想像社群的可能。而如此的社
群想像乃是建立在(大)香港主體的視角、本位與需求之上。
綜上所述,移居/移民論述中的各種愛的語言可視為港人與台灣建立新連結
的政治無意識。在這些「哈台」故事中,「愛台灣」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速記」
(shorthand)功能,或用來抒發港人不慣於表達的激烈情感/情緒,或者用以對
照愛香港卻失語的困境。此處的「速記」概念是借用史凱斯(Beverly Skeggs)對
工人階級再現的研究發現,意指在英國的肥皂劇中常使用勞工階級來表現(激烈)
的情感/情緒,用以再現中產階級節制與禮儀符碼所不能表達之行止。「速記」
因此是「想像的『原真真實』之簡化」(an imaginary simplification of “authentic
truth”)(2004: 110)。在「哈台」敘事的脈絡中,「愛台灣」作為一種速記,經常
只是字面意義,去歷史化及去脈絡化之後方能作為修辭工具。由於主要是用來對
比愛香港之難,因而常是相對空洞的能指,忽略「愛台灣」作為意識形態建構與
政治修辭,有其自身的歷史複雜性與多重意涵。例如,在本土化運動之後,「愛
台灣」通常具有表演性,亦是用來區分自我/他者的排他政治的主要修辭。對於
香港人而言,似乎所有的台灣人都能輕易地大聲說愛,然而事實上,「愛台灣」
對台灣某些族群(例如新移民或者第二代/第三代外省人等)而言同樣有口難言。 20 如此對「想像的『原真真實』之簡化」說明了對他者之愛是港人主體建構的慾
望投射,「哈台」不必然能促成對台灣的理解。
總體而言,欲釐清晚近港人的「愛台灣」現象不能忽視情感政治與地緣政治
的分析面向。「哈台」情感/情緒的成形乃是與香港、台灣與中國彼此連動的發
展狀態以及地緣關係息息相關。唯有將香港對台灣的情感/情緒凝視置放於歷史
與地緣政治的框架下檢視,方能理解生活方式型移民敘事中,香港人對理想生活
20雖然限於主題與篇幅,本章無意在此深究「愛台灣」的論述建構與如何被動員挪用,但至少
必須釐清的是,就此論述晚近的發展而言,從 90 年代台灣開放民選總統後,「愛台灣論述」成
為每任總統大選的文宣及討論焦點。雖然相關論述的主軸隨時代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但其內容
主要是以論述特定的行為表現來指認自身對台灣的認同和情感連帶;有時亦以批評的方式,指
認競爭者的「賣台」行為和言論。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參選 2016 年總統的過程,認為台灣的主
體意識,「已經變成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民進黨大老林濁水隨之以「自然獨」進一步論述
如此的「天然成分」,認為有別於慷慨激昂的老台獨,太陽花世代是「自然而然」的台獨,也認
為台灣國叫中華民國很自然(林濁水,2014)。此種將獨立意識視為自然而然產生的台灣主體
觀念亦出現在近年的愛台灣論述中。如台灣《蘋果日報》於 2010 年舉辦網路投票,選出最具
代表性的十大愛台灣的理由,其中「我生在這、長在這,這是我的故鄉」票數最高;入選的十
大理由中有三項和飲食有關,其他理由主要圍繞在人情味、自由與民主。這類愛台灣論述與選
舉時期的煽情語言大不相同,也不強調悲情歷史,主要以日常生活訴說對台灣的「愛」,但同樣
以自由、民主等政治價值和「故鄉」的文化連帶,強化主體意識的自尊自豪與情感認同。有趣
的是,網路投票的愛台灣理由中的人情味與自由民主等選項,亦符合港人哈台敘事中對台灣的
好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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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業人主體的想像實與回歸後的集體「愛的政治」緊密鑲嵌、難分難解。探
討香港近年「哈台」敘事中社群想像的政治無意識,不僅啟發我們批判性地理解
新階段的台港關係,更得以進一步思考邊界研究中情感/情緒與地緣政治的交互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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