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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怎麼嫁到比大陸還大陸的地方?」
現代性想像、地緣政治與臺港跨境婚姻1
黃宗儀 黃佳媛2
前言
過去二十年間,定居臺灣的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婚姻移民人數在2003及2004年達到頂峰,之後隨著臺灣政府的嚴格監控數量下降(蔡明璋等 2007)。相較之下,來自香港與澳門的婚姻移民,儘管人數相對較少,但數量卻穩定上升(Qian and Tsai 2022)(表1)。尤其是2011年之後人數更有大幅成長,其中女性的比例也逐年增加中(黃宗儀、胡俊佳 2021)3。
—中國大陸 —– 東南亞和其他 －－－香港澳門
無獨有偶,過去二十年間,香港跨境婚姻的趨勢也有大幅改變。整體而言,香港男性與大陸女性結婚的人數減少,而香港女性與大陸男性結婚的人數則上升。
早期中港跨境婚姻絕大多數是香港男性與內地女性結婚,然而近年來隨著香港
1 本文為論文初稿,文章尚未完成,僅供講座聽眾參考,請勿引用或流傳。
2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3 本研究將定居臺灣的香港女性婚姻移民通稱為「港妻」。 4 仔細來說,香港男性與大陸女性在香港登記結婚的人數從 1991 年至 2006 年呈現大幅上升趨
— —中國大陸 —– 東南亞和其他 香港澳門
106
和中國內地往來頻繁,很多跨境婚姻是透過工作或學習交流等日常交往而產生,中港跨境婚姻也因此出現結構性的轉變:以 2020 年中港跨境婚姻的性別比例而言,香港女性與大陸男性結婚的比例佔中港跨境婚姻比例的 48.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2022: 6-7)。由表 1 和表 2 也可得知,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兩岸三地實施關口管制和檢疫措施,無論是中港跨境婚姻或臺港跨境婚姻,在
2020 年後至今的結婚數量均呈現下降趨勢。
—香港男與內地女結婚 —香港女與內地男結婚
表2：香港過去20年跨境婚姻趨勢
本研究在上述的變化下探討近年的臺港婚姻。早期移居臺灣的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透過跨國婚姻追求社會階級的提升(王宏仁、張書銘 2003;夏曉鵑 2000)。相較之下,香港與臺灣兩地的經濟發展程度較為接近,移民動機亦涉及對生活方式的想像與地方感,臺港跨境婚姻的階級流動現象相對而言較不明顯(黃宗儀、胡俊佳 2021),難以透過所謂「空間上嫁」(spatial hypergamy)來定義。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本研究的田野訪談,港妻的跨境婚姻歷程中仍常見上嫁/下嫁(marry up/marry down)的矛盾——一方面,在港妻親友眼中,港妻是從一個有利的地理位置(全球城市香港)搬遷到不利的地理位置(落後的臺灣),因此對於她們為何選擇下嫁臺灣困惑不解;另一方面,臺灣夫家親戚常將香港與勢,但自 2006 年開始下降;而香港女性與內地男性結婚的人數則由 1991 年至 2019 年逐漸上
升。
中國類比,認為香港來的也是陸配,因此懷疑她們來臺是為了淘金上嫁。本研究將說明,這些以經濟發展程度來定義跨國婚姻的看法指向地緣政治與親密關係的複雜關連。進一步來說,要理解港妻的夫家與娘家對上嫁/下嫁的爭論,必須檢視兩岸三地近年地緣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動態關連,以及不同世代如何感受與看待
現代性與發展的變化。
若是以國民所得毛額(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來看,臺灣的人均國民所得毛額(GNI per capita)長期以來低於香港(The World Bank 2022;中華民國主計總處 2022)。就此經濟現實而言,港妻的親友對她們下嫁臺灣的看法其來有自。而回歸之後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在此政治現實之下,臺灣夫家將港妻視為中國配偶也似乎言之成理。訪談資料顯示,在近年臺港共同反中、港人「哈臺」
的情境下,港妻在親密關係中與父權家庭協商時必須回應地緣政治的變化,在兩岸三地現代化發展、以及相關的現代性想像的脈絡中摸索婚姻移民的身份地位。
本研究將詳述港妻如何看待自身的臺港婚姻與社會地位及經濟利益的關連,從而釐清她們對上嫁/下嫁假設的回應(論述、策略及行動)如何有助於理解臺港婚姻的特性,並對婚姻移民的傳統假設提出反思,亦即女性婚姻移民是否追求與更富裕及受過更好教育的男性婚配?具體而言,我們嘗試將上嫁/下嫁的討論置入地緣政治與現代性想像來檢視,而非僅透過經濟發展數據來理解亞際(intra-Asia)
跨國/跨境婚姻移民的複雜性。
兩岸三地經濟發展與地緣政治之張力
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亞洲四小龍(香港、臺灣、新加坡、韓國)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發展最成功的案例(World Bank 1985,轉引自 Rabushka 2019: 1)。若是以兩岸三地來看,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在戰後經歷了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香港在 19 世紀英國殖民時期時是個區域性貿易港口和商業城市,從 1969 年開始成為了區域性的金融中心。隨後香港經歷了第二產業的衰退和服務業的擴張,在 1980 年代發展為東亞重要金融貿易的節點,也迎來全球城市(global city)發展下的必然結果——社會的兩極化(social polarization),包括跨國精英和低技術工人的收入差距,以及來自農村或國外的大規模移民(Chiu and Lui 2004: 1864;黃宗儀 2008)。臺灣在 1960 年代隨著美國經
濟援助的撤出,國民黨政府轉向了以私營企業為基礎的競爭性市場經濟,以出口導向政策取代過去的進口替代階段。在 1980 年代,儘管面臨諸多外交困境,仍然是世界最大的 20 個出口國之一(Rabushka 2019: 104)。在 1985 年時香港的人均收入是中國大陸的 30 倍,臺灣是中國大陸的 15 倍 (Rabushka 2019: 2-3),這反映了戰後 30 多年間香港和臺灣的經濟成長遠較中國快速。另一方面,中國自1978 年進行改革開放,推行貿易自由化、設立各種經濟園區、發展對外加工貿易,過去 40 多年間的經濟發展以驚人的速度成長。目前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貨物出口國、第二大貨物進口國、第二大服務貿易大國和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大國,其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和貿易主導地位,使得中國開始重塑全球經濟的運作方式(Barboza 2010;余淼杰 2018: 4)。
中國的快速發展對港臺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面向都帶來巨大的影響,各種「地緣經濟的希望論述」(geo-economic narratives of hope)應運而生(Matthew Sparke2007)。一方面,自中國開放經濟以來,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持續進行經濟整合,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及 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更是加快了整合進度。香港和中國在 2003 年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消除了中港之間的貿易和投資障礙,使得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了香港在珠三角(Pearl River Delta, PRD)的商業中心樞紐地位(Chiu 2006: 275)。
當時港府對自身的發展定位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以提升自身競爭力(董建華,引自林志文、劉韜 2003)。另一方面,臺灣自 1987 年解嚴之後與中國的經貿交流日益頻繁,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在 2010 年馬英九任職總統時期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從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ECFA 是世界上第一個在有長期主權爭議的 WTO 成員
之間達成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得以擴大其區域影響力,臺灣則避免外交和貿易的邊緣化(Hsieh 2011: 121-122)。時任總統的馬英九表示,ECFA 簽署將開啟臺灣的「黃金十年」,他要「帶領臺灣經濟再出發,領先亞洲四小龍」(崔慈悌、劉馥瑜 2010)。
然而無論是 CEPA 或者 ECFA,此類充滿希望的地緣經濟敘事,近年在臺都遭遇重大的挑戰。CEPA 施行將近 20 年的香港,區域化的發展雖然使得香港與珠三角的經貿關係變得更為緊密,但政治制度改革的爭議與地方身分認同的分歧日漸激烈,香港社會對中國在港治理的反抗也與日俱增。2014 年的「雨傘運動」及 2019 年的「反對逃犯條列修訂草案運動」(簡稱「反修例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出現的兩場大型示威活動。2014 年「雨傘運動」的示威者佔領中環、銅鑼灣、旺角等市區幹道,運動的訴求主要在於向北京中央爭取全面普選;而 2019的「反修例運動」則要求特區政府撤回具爭議性的「引渡罪犯修列」修訂草案。這兩場示威運動普遍被視為區域化過程中,香港社會面對中國強化對港影響力之反撲。香港人擔心日益明顯的「大陸化」(mainlandization),使得香港人的「認同」議題備受重視,臺灣則是眼見香港的一國兩制成為樣板,極力避免「香港化」(Hongkongnization)(Ho 2019: 52; 57)。尤其在後馬英九政府時代,執政的民主進步黨強烈批評 ECFA。2014 年太陽花運動,臺灣學生在民進黨持續提供支持與協
助之下一度佔領立法院,反對立法院以 30 秒快速通過 ECFA 後續協商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巨大的壓力來源有效喚醒民眾進行大規模的抗議行動(ibid: 105),充滿恐懼與憤怒的地緣政治敘事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論述。
總體而言,臺港近年深陷經濟發展與本土認同的糾結拉扯中,本研究試圖探問在如此的脈絡下,如何理解臺港婚姻?個人與家庭尺度的親密關係與區域/國家的矛盾有何關連?如此的發問是受到親密關係與地緣政治的相關研究所啟發。例如,Barabantseva 等人(2021)指出親密性(intimacy)的研究應從關注婚姻或家庭等私人領域的情感依戀和關係,延伸討論親密性如何被歷史、社會文化、國家政策和全球經濟動態所塑造和影響。Williams 和 Massaro(2013)亦認為,即使是家庭這樣看似非政治和親密的場所,亦是地緣政治產生和競爭的地點。以兩岸婚姻的相關研究而言,王偉男(2019)認為多數跨國婚姻移民是女性移居到男性所在的國家,這些跨國婚姻移民在移居到接納國後所開啟的新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配偶及其家庭的政治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婚姻移民的政治認同(ibid: 57)。
趙彥寧(2008)則認為夫妻雙方遷徙或流亡的情境、性別政治、物質條件和生命階段的差異,會影響個人自我理解和認同的更新和建構方式,親密關係成為反思國族主義的場域(ibid: 140)。換言之,親密關係和地緣政治在邊界跨越的過程中產生了交互作用。本研究將就臺港婚姻的案例,與上述研究進行對話。
「上嫁」(Hypergamy)與臺港的跨境/跨國婚姻
婚姻研究相關文獻的一個重要假設便是女性渴望並經常透過婚姻實現向上的社會經濟或政治流動,亦即所謂「上嫁」,女性藉由遷移並從中獲益,稱之為「空間上嫁」。許多有關女性跨越長距離的上嫁的實證研究,支持空間經濟變化加強了位置(location)在婚姻遷移的匹配和權衡過程中的重要性──在選擇配偶的過程中,未來配偶所在的位置,也就是婚姻移民可能度過餘生的地方,是擇偶的重要屬性(Constable 2005; Chiu and Choi 2020; Fan and Li 2002; Yeung and Mu2020)。以區域內的婚姻為例,Fan(1995, 1999)、Fan和Li(2002)認為,中國的經濟轉型增加勞動力遷移的機會,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的經濟差距逐漸擴大。
由於農村婦女有更多機會獲得遠方的訊息,她們婚姻市場的地理規模也隨之擴大,婚姻於是成為中國農村婦女跨越省份、長距離遷移到中國境內更有優勢和更有利的地點的方式之一(Fan and Li 2002)。在跨國婚姻的例子中,有研究指出,菲律賓女性對與日本男性結婚的想像和渴望與提升自身經濟水平的期待息息相關
(Suzuki 2003, 2005);亦有學者發現受過高等教育的越南女性認為嫁給定居美國的低收入越南男性可提高社會地位(Thai 2005)。如此的現象是Constable(2005)所言的「全球上嫁」(global hypergamy),這個概念通常被簡單地理解為女性透過婚姻從較貧困地區遷移到較富裕地區,丈夫可提供經濟保障並允許她們支持與
改善移出國的原生家庭之生活。這在亞洲區域內的跨境婚姻流動中尤其明顯,較富裕國家男性與經濟較落後國家女性結婚的性別失衡現象,成為全球化過程中移民趨勢女性化的一部分(Hugo 2005; Lu and Yang 2010; Nakamatsu 2003; Yamanaka and Piper 2005)。
若從臺灣與香港的跨國/跨境婚姻來檢視,與東亞其他國家近似,兩地有「教
育上嫁」(educational hypergamy)的長久歷史,這意味著男性通常會與教育程度
低於自己的女性結婚(簡文吟、伊慶春 2012)。隨著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教育
同質性(homogamy)的婚姻日漸增加(Raymo et al. 2015),這使得臺灣和香港教
育程度較低的男性很難找到結婚對象。然而,自 1960 年代以來,臺灣經歷了巨
大的經濟成長,並與香港、韓國和新加坡一起成為亞洲經濟強國的四小龍。優越
的經濟地位促進了空間上嫁,使得臺灣和香港教育程度較低、婚姻前景不佳的男
性有機會從其他經濟地位較低的地區或國家尋找伴侶。
在過去幾十年間,臺灣的跨國婚姻通常涉及教育程度較低或經濟資源較少的
農村男性,本地渺茫的結婚前景促使他們透過婚姻仲介或家人朋友的網絡從其他
較不發達之地區找尋配偶。在 2000年代初期,來自中國大陸或東南亞的女性婚
姻移民佔婚姻移民人數的95%以上。儘管遷移到收入較高的地區,這群女性婚姻
移民大多定居在臺灣丈夫生長的農村、偏遠地區或貧困社區(Chen 2008),也就
是移入國社會經濟位階較低之處(Constable 2005)。換句話說,這些移居臺灣的
女性婚姻移民,雖然就地理位置而言是上嫁,但是她們在臺灣社會中多半處於從
屬和弱勢地位(Qian and Tsai 2022)。夏曉鵑(2000)指出臺灣鄉村的「外籍新
娘」是「商品化跨國婚姻」的現象,亦即,因資本主義導致國際分工不均,面對
邊陲國家發展的男女,透過國際婚姻謀合出路所產生的結果(ibid: 46)。她將臺
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置於80年代開始臺灣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形成的「半邊陲—
邊陲」的依附關係進行討論,指出一方面臺灣長時期以都市、工業為核心的發展
策略,造成農村低技術勞動力的男性面臨經濟上難以生存,在國內婚姻市場的價
值亦見低落;另一方面,東南亞因資本國際化所造成的農村失業問題,產生大批
希望經由轉往較發達國家來解決生存危機的勞動者(ibid: 59; 64)。臺灣男性前
往東南亞娶妻的趨勢與臺灣資本外移的趨勢十分一致,臺灣與東南亞依附關係的
形成,成為兩地間「商品化跨國婚姻」的溫床(ibid: 64-65)。
同樣地,過去在香港,跨境婚姻在教育程度較低的香港男性中也很普遍(Lin
and Ma 2008; Weiss et al. 2013; Zhou 2015),由於文化親近性、經濟差距、出行便
利等因素,香港單身男性會前往大陸與當地女子結婚(Lu and Yang 2010)。然而
這種高比例的跨境婚姻近年來在香港的社會與個人層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影
響香港社會對婚姻移民的態度。So(2003)的研究便發現,香港工薪階層的大陸
111
妻兒抵達香港後,會受到歧視和譴責,並被認為是造成香港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原
因。Pong等人(2014)聚焦中港跨境婚姻產生的社會流動,指出與內地女性結婚
的香港男性,其教育程度普遍較與香港本地人通婚的低,同時也低於其內地配偶,
所以香港丈夫與內地配偶的婚姻呈現教育上的上嫁婚姻(ibid: 644-646)。藉由中
港跨境通婚的研究,作者指出97政權移交後,「內地人」在香港成為一種地位(status)
概念,香港社會對此一身分概念的正面或負面理解,都影響居港內地人的生活和
就業。與港人結婚的內地女性,不僅無法模糊兩地邊界並打破香港對內地人的刻
板印象,其跨境婚姻呈現港人丈夫和內地配偶的年齡及教育落差,反而讓此等女
性在香港面臨較低的社會位階,不易縮小與本地社會的距離(ibid: 647-648)。而
近年來與內地男性結婚的香港女性人數增加,女性的學歷也比男性高,因此香港
妻子和內地丈夫的婚姻呈現教育上的下嫁婚姻,如此的「下嫁」現象主要是由於
內地男性擁有較雄厚的財力(ibid: 646)。相較於此,以臺港婚姻而言,雖然香
港人在現代性的發展進程與全球城市的地位上優於臺灣,香港配偶在臺灣尚未有
明顯特定的形象或者具體的位階。
目前臺港婚姻研究並不多,但我們仍可從現有文獻中窺見其樣貌。Chiang和
Huang(2018)研究嫁到香港的「臺妻」,發現她們遵從嫁雞隨雞的父權制習俗,
女性隨著婚姻遷移到丈夫的家庭和家鄉,是早期在香港的臺灣女性婚姻移民的常
態。雖然她們在學習廣東話、履行性別角色、面對不同人際關係上遇到各種適應
上的困難,但有些早期移居香港的臺妻對香港產生歸屬感,成功地將香港視為自
己的家園。Chiang(2019)隨後發現選擇從香港回流臺灣的臺妻,除了視臺灣為
故鄉和保留強烈的歸屬感之外,她們希望「重新」移居到一個更加有人情味的地
方,享受比香港更好的生活品質。Chiang和Huang(2014)、 Chiang(2020)、姜
蘭虹、孫以翔(2021)以長期居住在香港的臺灣人為研究對象,其中包括專業人
士或企業家等工作移民,並不僅限於婚姻移民,這三項研究中的「臺妻」受訪者
論述中得到與上述大致相符的結論。Chiang的研究中以經濟發展程度作為衡量標
準,因此將移居香港的「臺妻」視為空間上嫁。
另一方面,本文第一作者先前針對臺灣的香港移民的研究發現,香港女性婚
前因「臺灣熱」(Taiwan fever)的媒體效應影響,深受臺灣的慢活、小確幸和人
情味等特色吸引。大約從十年前起,香港和臺灣的媒體開始陸續推出以移民臺灣
為主題的節目或報導,這類敘事指出香港人移居臺灣的主要原因包括:臺灣空間
大居住環境佳、房價與物價低廉、生活步調悠閒、有濃厚人情味、政治上民主、
文化上與香港文字相通等等,報導中也提到移居臺灣的香港人年齡層逐漸年輕化
5
。在此哈臺的趨勢下,香港女性來臺觀光日益普遍,觀光客的凝視(tourist gaze)
5 這類新聞報導包括但不限於〈崇尚自由!港人瘋移民「臺灣」成首選〉(壹電視 2013/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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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浪漫假期(holiday romance)的想像,使得香港女性對臺灣和臺灣男性抱持信
任與好感,進而發展浪漫關係,甚至結婚移居臺灣。本文第一作者的研究亦發現
在臺港妻具有雙重身份——她們既是婚姻移民(marriage immigrant),也是「追
求個人抱負和理想生活」的生活方式型移民(lifestyle immigrant)。換言之,港妻
來臺大多與經濟因素無關,而是追求愛情、新的文化環境(臺灣的小確幸與民主)
與特定的生活方式(慢活)(黃宗儀 2020;黃宗儀、胡俊佳 20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深度訪談定居臺灣的 55 位香港女性婚姻移民。進而以
主題分析(thematic analysis)的研究方法分析她們的愛情與婚姻生活敘事,釐清
港妻自身與姻親如何看待臺港跨境婚姻,以及上嫁/下嫁論述隱含的現代性想像
與地緣政治意義。本文的實證資料是基於 2019 年至 2020 年第一作者對於定居在
臺灣的 55 位香港女性婚姻移民所進行的深入訪談。受訪者是透過有目的的抽樣
方法招募而來。第一作者通過 Facebook、Blog 等社群網站聯繫潛在的受訪者,後
續使用滾雪球技術來增加受訪者人數。第一作者與受訪者的訪談時間從 60 分鐘
到 150 分鐘左右,訪談內容皆徵求受訪者同意錄音,隨後以逐字稿方式紀錄並編
碼。訪談主題分為三個部分:受訪者在移居臺灣之前對臺灣的認識和了解、她們
作為移居配偶的生活、以及她們對移居經歷的感受。大多數受訪者居住在大都市,
如臺北、臺中、臺南、高雄;亦有居住在苗栗或嘉義之鄉鎮者。受訪者主要是在
過去十年間移居臺灣,定居臺灣的時間則從六個月到 40 年不等。受訪者的教育
背景有明顯差異,初中畢業到博士學歷者皆有。大多數受訪者已婚、有子女或正
在準備生育;有少數已離婚但仍然定居臺灣。基於身份保護的原因,本文中所引
述的所有受訪者皆為化名。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香港女性婚姻移民是個異質
性的群體,建構其認同與想像的社會因素包括年齡、學歷、出生地(在中國大陸
或香港出生)、來臺前的職業、在臺灣的居住地、以及臺灣丈夫的家庭背景等。
「港妻」是誰?純正香港人 VS 大陸新移民
兩岸婚姻快速發展的 1990 年代,同時也是臺灣政治轉型為本土化、民主化
和去中國化的關鍵十年。2000 年之後,臺灣民眾在政治認同上越來越不認同自己
〈愛上悠閒南臺灣!香港移居潮年輕化〉(顧守昌,TVBS 2013/11/11)、〈【港客遷臺錄】港人瘋
臺!臺官員上港節目「鼓吹移民」〉(TVBS 2013/11/20)、〈香港第三波移民潮 港人為什麼最愛臺
灣?〉(陳育晟,遠見 2018/12/28)、〈脫離香港「石屎森林」臺灣媳婦愛上臺中的愜意〉(陳育晟,
遠見 2019/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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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人。許多香港和大陸配偶是在此政治轉型和去中國化時期先後來到臺灣定
居和生活。王偉男的研究發現,陸籍配偶只要打算長期在臺灣生活,便必須適應
和融入臺灣社會和另一半的家庭,這個過程必須經歷不同觀念的碰撞、衝突和妥
協(王偉男 2019: 136-138)。本研究則發現港妻在父權家庭中需與婚姻涉及的不
同個體(夫妻雙方與姻親)協商以下幾項重要觀念:1)港妻究竟是香港人或大
陸人?2)港妻的經濟條件如何?以及 3)臺灣是否是個婚姻移民的好地方?
某種程度而言,這些協商皆圍繞港妻的身份認同與想像,因此在此必須先釐
清港妻的出生地與政治性取向可能的關連6
。香港在 1997 年主權移交中國大陸之
後,中國內地有大量人士透過前往港澳通行證(單程證)或技術移民等不同管道
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成為香港新移民(new immigrants in Hong Kong)或稱「新
香港人」(new Hongkongers)。本研究中的受訪港妻包括土生土長的「老香港人」
及出生於中國的「新香港人」,55 位港妻受訪者中有 12 位屬於後者。由於受訪者
的出生地、居住地和成長背景不同,她們對自己是廣義的香港人或廣義的中國人
有認同上的差異。7
一般來說,香港土生土長的受訪者會強調自身的香港人身分以及與中國人/
大陸人的差異。一方面,這與臺灣的移民法律規定有關,臺灣內政部移民署對於
香港配偶和大陸配偶來臺灣結婚與居留規定不同,前者較為寬鬆。香港配偶可以
在臺灣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在臺灣依親居留滿三年後即可取得定居權、
辦理身分證及申報戶籍地;大陸配偶則必須先由臺灣配偶申請來臺團聚,在通過
移民署的面談之後,才可以在臺灣辦理結婚登記和申請依親居留,經過四年的依
親居留滿和兩年的長期居留,共計六年後她們才可取得定居權、辦理身分證及申
報戶籍地。有港妻移居之前,臺灣朋友提供她們參考的是陸配來台的規定。Claire
6 有學者研究早期移民臺灣的香港人的政治態度,發現臺港兩地在冷戰脈絡下的地緣政治是吸引
他們來到臺灣的共同因素,這群受訪者當初移民臺灣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香港的政治不安(六七
暴動、中英聯合聲明、九七回歸)與臺灣的發展機會,他們來到臺灣之後又因為兩地發展落差帶
來的相對優勢,得到比臺灣民眾相對優異的工作機會,進而佔有更高的階層位置,享受更好的物
質生活 (林平、姜蘭虹 2018: 135-136)。然而研究發現這群早期香港移民的政治態度有其相當獨
特之處,他們偏好以溫和方式進行改變,大部分的受訪者很顯然對於 2014 年臺灣的太陽花/反
服貿運動及香港的占中/雨傘運動是抱持著保守立場或懷疑態度,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是反民主,
大部分受訪者所呈現的是「民主、反共、不反中」的立場,他們憂慮的是臺港兩地過去十多年的
政治發展,特別是與中國大陸的互動關係(Chiang and Lin 2018;林平、姜蘭虹 2018)。
7 由於出生地和政治取向的差異,從 1997 年之後在香港多次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可以看出,香
港華人居民的身份認同大致可以分為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中國人這四種類別
(殷俊 2015)。而隨著世代變遷和重大政治事件發生,香港居民在 2021 年認同自己為廣義的香
港人的比例佔了絕大多數(香港民意研究所 2022)。在已經超過百萬人的新香港人中,有些人成
為香港的社會核心和精英階層,但有些則流向社會底層,成為社會的邊緣人。在 2015 年時香港
教育學院曾經做過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有 55%的新香港人曾感到因為自己的內地新移民身份而
被歧視,有 66%的新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對新移民有很多偏見和誤解(伍鳳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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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說:「我認識一些網友,他們都很友善的,但當我說我要跟老公結婚,不知道
要準備什麼時,他們把大陸人跟臺灣人結婚的(規定)給我,還跟我說要見官(面
試),很多人都搞錯。」提供錯誤資料表示一般臺灣人對港妻與陸配在法律身份
上的差異並不理解。而港妻更不滿的是她們在文化身份上被看成與大陸人無異。
Kelly 忿忿不平地表示:「很多人到現在會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香港人就是大陸
人,香港等於大陸。」Claire 也曾因被誤認為大陸人而大聲抗議:「我是香港人啦!
什麼大陸人」,她並強調臺港的共同性就是不願被當成大陸人:「香港人跟臺灣人
一樣,你不要說我是大陸人!」在英國殖民香港時期出生的 Alice 更主張:「我們
香港人不會承認我們自己是大陸人,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就是不一樣的。我是回歸
之前出生的,回歸的時候我都已經 20 歲了。」此處,純正香港人的定義取決於
出生及成長於英國殖民時期,因此與中國無關。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群體中也有
受訪者表達了強烈的中國認同。Selena 說:「從小(父母)就教育是我們是被殖
民,所以我們是英國籍,但我們是中國人,從小就是中國人。」
有別於 Alice 將英國殖民經驗作為香港人/大陸人的界線,Selena 是以殖民
歷史說明英國籍/中國人的重要分別,也就是將國籍與種族身分區分開來。根據
這樣的邏輯,她對近年香港的反中態度非常反感:
就問問你流的血是不是中國的血?我就是不喜歡中國,ok 講清楚,你不
想要承認,跟你事實是不是是兩個事情。但是我告訴你,我很鄙視,我
看不起你連自己的民族,你都不能擁抱,你是什麼?那你的身份認同是
什麼?你覺得不好,你有本事就去改變。你要說你不是中國人,好啊你
去拿個英國籍啊。但是有一條問題,因為香港我有做過 census,十年的
人口普查,我才第一次知道有這個問題。你的 nationality 跟你的 ethnic
group 是兩個概念。所以不管你是哪個國籍,你的血是不會變了,那為
什麼你要不承認?
此處 Selena 所受的認同教育(被殖民/中國人)必須置入歷史脈絡來理解。香港
人身份的模糊性與二次世界大戰後大量難民從中國沿海及廣東一代湧入香港有
重要關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共內戰後成立,隨後的三反五反、大躍進、大饑
荒、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整肅運動,讓人民飽受社會動蕩不安的煎熬,大量難民從
中國大陸湧入香港。從 1947 年到 1953 年間,當時在香港每五人中便有四人是該
時期的難民移民,可說是一個由華人難民組成的殖民地城市。1980 年香港政府實
施抵壘政策,非法移民潮才受到控制。一方面,大部分香港華人在移民初期並沒
有將香港當作他們「落地生根」的地方,身份認同上仍以中國人或祖籍/出生地
為主。隨後香港華人憑著個人吃苦耐勞的性格,開始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因此
115
難民心態漸減。他們對香港「日久生情」,進而接受並對「香港人」的身份、產
生自我認同。此外,英國殖民政府有系統地去除民族認同感(de-ethnicization)過
程的「非中國化」政策,無論在教育、政府政策、宣傳上均淡化中國因素,試圖
減弱香港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鄭宏泰、黃紹倫 2002: 72-73)。某種程
度上,Selena 的家庭教育表達了港人對殖民治理的抗拒。相較於 Selena,出生於
中國、之後隨父母移民香港的受訪者對中國的認同較為隱諱,但她們對自身的香
港身分也常有距離感。例如,父母以抵壘政策8
來港,自己小學二年級移民香港的
Jackie 表示:「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但別人是否這樣看我?我不是在 HK 出生
的。我每年回內地見親戚,討論政治問題大家立場不一樣,但是我對大陸人在香
港的行為大多都是反感的,例如搶奶粉、搶床位、佔用社福資源這些。」。
對於青春期移民香港的 Sabina 而言,中國身分帶來的曾是不愉快的歧視經
驗,但如今她已經可以坦然面對:「我適應了,在香港就是我青春期,經歷了一
陣子我要去克服人家歧視的眼光,經歷過那一段以後,我就不再被這個問題困擾
了。」但適應並不表示認同自身的新身分:「我應該這麼說,我在香港,我不因
為你是香港人,我就覺得你很高尚。其實哪怕今天我的認同是香港人的時候,我
也不會認為我自己比較高尚。」(強調為作者所加)歧視的經驗使得 Sabina 將香
港人/大陸人的身分差異與階級品味連結(「高尚」)而非政治性的國籍或族裔認
同。以下我們將說明無論是生於香港的本地人或是移民多年的新香港人,在港妻
的姻親眼中,她們的身分與位階經常擺盪於較(臺灣)低的中國(南方)人與較
高的香港人兩者之間。這些身分的指(誤)認提供我們理解臺港跨境婚姻中親密
關係協商的複雜性。
「她是買來的嗎?是來騙婚的嗎?」:港妻與她的「財力證明」
無論是否是香港的移民,在臺港妻都有被指認為大陸人的經驗,如此的指認
是將港妻等同於 90 年代大量移入、急於脫貧的大陸配偶。Sabina 回憶:「我剛來
的時候,我婆家的姊夫跟姊姊,他們談話裡就在講我是大陸人,當著我的面。我
當時是沒講話。(他們的內容是歧視性的嗎?)有一點。」除了丈夫的姊姊與姊
夫,婆婆也一直「高高在上」:「我覺得她蠻歧視的,從來沒有打過任何一通電話
去我家,她覺得應該我爸爸媽媽打電話向她請安,她一直這麼認為。」Sabina 認
為,婆婆的行為歸根究底是因為媳婦「是大陸人,而不是香港人。」父母都是大
8 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是英國殖民時期香港政府對來自中國大陸非法入境者的政策,
於 1974 年 11 月實施,1980 年 10 月 23 日取消。此詞源自棒球術語,意思是球員只要及時觸碰
「壘」,便不用出局。抵壘政策容許由中國大陸偷渡進入香港市區範圍(九龍界限街以南)的非
法入境者得到香港居民的身分(華思齊 2021)。
116
陸移民的 Lisa 也提到她在臺灣被認為是大陸人而被「瞧不起」的經歷,雖然婆家
並不清楚她的移民背景,但是「我公公或是我婆婆那邊的親戚都有點瞧不起我,
就覺得我們就……很窮。」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Claire 婚前,婆婆到處詢問親友意
見,懷疑她是貧窮的大陸女性,急於嫁到臺灣改善生活:
當初我跟我老公要登記前,她媽就聽人家講,然後回來說「人家說香港
就是大陸啊,你老婆為什麼那麼急著要過來啊?是不是因為她在農村很
窮、在耕田啊、沒有錢啊等等。」所以有些親友反應覺得(娶個香港人)
很厲害,有些就覺得還不是個大陸人。然後新聞都不會說好話,大部分
都是播負面,他媽就說你看那大陸女人怎麼對待她老公啊。(強調為作
者所加)
首先,雖然丈夫跟婆婆說自己是香港人,但婆婆與鄰里親戚卻用臺灣的陸配形象
來看待她(為了錢急著嫁過來、對老公不好等等)。這或許是因為臺港婚姻尚屬
少數,臺灣社會尚無香港媳婦的形象,講普通話的香港媳婦於是被歸類為陸配(而
非東南亞外配)。在此邏輯之下,香港理所當然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就是大
陸」、「香港人還不是大陸人」。此時,全球城市香港的位階在姻親的街談巷議中
迅速滑落至貧窮的中國農村──「耕田」的說法指涉落後,用來凸顯中國與臺灣
現代性發展的落差。婚後定居三重的 Alice 也有類似的經歷。她是香港的蜑民9
,
穿著樸素、國語有外地口音,來臺幾年生了三個兒子,在鄰居眼中她是透過仲介
婚姻來臺的大陸配偶:「剛開始我不喜歡他們(街坊鄰居)都會覺得你是用錢買
過來的。我們家附近都會啊,老一輩都會啊。」
我們可從臺灣跨境婚姻的歷史來進一步理解 Claire 與 Alice 遭受的誤解。如
前所述,經濟因素通常被臺灣社會視為跨境婚姻的主要動機(夏曉鵑 2000;王
宏仁、張書銘 2003),亦即來自低收入地區的女性與高收入地區男性結婚的空間
流動(Constable 2005; Yeung and Mu 2020)。就兩岸婚姻而言,在 1987 年解嚴之
後,臺灣在兩岸商業旅遊和投資創業的推波助瀾之下,在大陸東南沿海城市形成
一股「臺灣錢淹腳目」的風潮,大陸人民普遍認為臺灣為豐饒之地,也吸引不少
中國南方女性願意透過婚姻遷移至臺灣。這說明了為何從 1990 年代起臺灣社會
出現大量移入的中國婚姻移民女性。然而,由於取得臺灣身份證與工作許可的等
待時間很長,她們在臺灣從事的工作形式,除了在丈夫的自家企業工作之外,便
是尚未取得工作許可之前的非法打工,或是清潔、餐飲、醫院看護、攤販、美容、
9
「蜑民」,又稱「蜑家」、「蜑戶」、「蛋戶」、「但民」。「蜑家人」散布於福建、廣東沿岸一帶以及
兩廣間的珠江流域,他們是住在江河或海上的水上人家,終日以艇為家,以捕撈和運輸為生(梁
振輝 2017)。
117
直銷等低階服務業或非正式性質的工作,這使得當時臺灣的大眾媒體與民間社會
輕視這些女性婚姻移民,認為她們來臺灣「愛的只是錢」(趙彥寧 2004)。在 1987
到 2003 年之間,兩岸經濟差距較大,經濟因素是兩岸婚姻的主要激勵因素,並
以退伍老兵、老夫少妻、臺籍幹部的兩岸婚姻為主體。到 2004 年之後,由於大
陸經濟長期持續快速發展,臺灣經濟卻發展緩慢,兩岸經濟差距逐漸縮小,經濟
因素的作用才逐漸式微(王偉男 2019)。換句話說,長久以來,在臺灣的跨國與
跨境婚姻雖然解決了部分人口問題,但同時被視為社會問題(Hsia 2007)──此
類婚姻仲介的商業化、高離婚率以及被認為不當的子女教養方式,不僅引起了臺
灣人對人口質量下降的擔憂(Tsai 2011),也使得許多臺灣人對定居臺灣的中國
大陸或東南亞籍配偶印象不佳,認為她們是為了錢才與臺灣人結婚。如此的刻板
印象連帶使得所有亞洲女性婚姻移民在臺灣的社會形象皆可能處於劣勢。
若進一步檢視金錢與婚姻移民的關連可發現,過去婚姻移民的研究顯示,女
性婚姻移民不僅提供愛情、生育和照顧,她們也能促進移出國與移入國之間的金
錢跨國流動(Huang and Yeoh 2008; Kim 2015; Suzuki 2005)。這些研究的重點是商
品化婚姻中女性移民的匯款行為。有些婚姻移民將其在移入國的收入(自身工作
賺取或丈夫提供)以匯款(remittance)方式將金錢直接寄回家鄉。匯款在跨國家
庭中發揮重要作用,被視為鞏固女性婚姻移民的娘家和夫家之間聯繫紐帶的「認
可行為」(acts of recognition)(Yeoh et al. 2013)。匯款不僅是丈夫控制妻子的一種
方式,亦是重要的談判資源,它決定了丈夫與妻子的關係,也創造了愛情和可靠
性的衡量標準,並在商品化婚姻中賦予意義。
參照此類研究,本研究的港妻並無匯款回家的例子,反而有幾位提到娘家的
經濟支持(Cynthia 的媽媽協助買房、Tina 的妹妹提供生活費)。有趣的是,雖然
本研究的受訪者皆非為了經濟因素婚遷臺灣,在臺港婚姻的親密關係中,金錢仍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金錢是港妻的談判資源,讓港妻在與夫家的衝突中獲
得上風、證明自身的價值,強調自己與普遍尋求上嫁的大陸配偶不同;另一方面,
港妻的財力也可能造成親密關係的破裂,影響夫妻關係。首先,大多港妻會以不
同方式舉證自身的「財力」,證明自己不是騙婚也不是商品化婚姻。婚前是記者
的 Mandy 被婆婆懷疑來臺動機,先生的弟弟以她過去在香港的高薪為她辯解:
我結婚前好像我婆婆問過我老公弟弟:Mandy 是來騙婚的嗎?他們就覺
得我是來騙婚的,因為那時候好像(夫家)房子賣掉,然後錢都在我老
公那裡。然後就很多這種傳言,又回去傳到鄉下還是怎樣,因為小姑跟
小叔都對我很好,然後好像是小叔有幫我對一些不認識的親戚辯護:你
知道 Mandy 在香港當記者賺多少錢嗎?十幾萬臺幣一個月欸!
118
Claire 的丈夫也是用她在香港的薪水來消除婆婆對她來騙婚的疑慮:「她的薪水
是我的 double,如果她沒錢為什麼每次都搭飛機過來?」即使相信她有錢,夫家
人仍用「大陸人」的身份來貶低她:「有些(親戚)會覺得我很厲害,有些就覺
得說還不是個大陸人。」婚遷至臺灣多年的 Leila 因開銷與夫家產生衝突,也是
用過去在香港的薪資差異來為自己辯護:
我 20 年前離開航空公司的時候我是兩萬多港幣,我那時候放棄十萬臺
幣來這邊拿個三四千。有一天我就跟我婆婆吵架,因為有一些錢的問題。
她就說妳賺多少啊?妳現在這邊的生活不好嗎?有吃有住這樣子。我說,
妳知道我在香港賺多少嗎?我賺得比妳兩個兒子還多……她就馬上不
講話啦!
被街坊鄰居懷疑是丈夫買來的 Alice 則用支付昂貴的婚禮花費來證明自己的經濟
能力,以此回應對她的質疑:「好多阿婆,講那八卦的。後來有一次我就回她,
我說:『你是問我花多少錢還是我老公花多少錢?我說我香港辦婚宴都辦一百萬
臺幣。』」
其實,除了結婚前在香港的薪資與消費水平之外,港妻也會透過婚後在臺灣
的工作來證明自身的經濟能力,藉此與夫家協商自主權。訪談資料發現,來臺後
除了少數因先生收入較高,或者因育兒需求選擇當全職家庭主婦者,大多港妻都
在取得身分之後全職或兼職工作也有部分選擇創業。例如,自行創業的 Yevette
說「控制狂」的婆婆喜歡干涉她的生活(從跟什麼朋友吃飯到每天有多少營收)。
當婆婆知道她的收入之後似乎改變了事事過問的態度:「有一年我用電腦交稅,
稅金可能快 20 萬,婆婆發現之後反應很大,發現我薪水 80 萬不用交稅之後默默
走開」。Lisa 婆家親戚覺得她們小夫妻收入不多,總是對她婆婆進言,讓她不要
那麼頻繁回香港娘家。Lisa 對此很不滿,在孩子滿周歲便開始工作,有了工作之
後她可以理直氣壯地對婆家說:「現在我有花你錢嗎?然後我賺多少錢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你憑什麼啊?不是嗎?錢我自己賺的,我幹嘛要聽你們的?」
Jackie 也是一來臺灣有了身分就學機車、積極找工作。一方面是為了存錢準
備搬出夫家自立門戶;另一方面,她覺得對香港女性而言,工作不僅是向夫家證
明自身的經濟能力,更是自我認同的關鍵:「(因為)你習慣了在香港賺一堆薪水,
然後你可以買東西給自己,很獨立那種感覺,可是你來到這邊卻…,已經嫁過來
了,然後就還要你的老公養你……就是有一種,(以前)都沒有怎麼靠別人的時
候,你現在完全什麼都要靠別人,你就會覺得,噢,好像很沒有用,就是會自我
懷疑。」Lucy 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雖然婚後丈夫會給她家用,但困居偏鄉無法
工作的她仍覺得:「(沒有工作是)我最大心裡的掙扎啊!每天都沒有上班很自卑
119
啊!沒有錢不知怎麼生活也沒有尊嚴。」過去在港有一份收入不錯的護理工作,
如今全職家庭主婦的她無法適應沒有個人收入的生活,女兒滿周歲之後決定離台
返港重回職場。
臺灣的夫家很少反對她們出去工作,但可能會要求她們對家庭經濟付出更多。
此時,港妻的賺錢能力雖然有助於改變夫家的偏見、洗刷商品化婚姻的嫌疑,但
金錢也造成夫妻的嫌隙。此處我們可參考 Lee 有關南北韓通婚的研究發現──當
配偶來自不同文化時,他們可能對是誰賺錢以及誰在何種情況下花錢有不同的價
值觀,這可能也與性別角色的期待相互呼應(Lee 2009: 105)。若妻子有性別平等
觀點而丈夫認為應該是男性主導,就會發生夫妻之間的性別角色衝突(ibid: 106)。
Sabina 的經驗印證了如此的說法。她說出生中國的她必須在臺灣賺很多錢,才能
讓夫家覺得自己不是來騙婚的,但這也影響了與丈夫的親密關係:「他(丈夫)
信任我的能力,他信任我能賺錢,但他不太願意承認我的能力,因為對他來說很
傷自尊。」兩人後來漸行漸遠,她覺得丈夫及夫家一直輕視她,吵架的時候質問
丈夫:「你憑甚麼看不起我呢?我賺的錢比你少?我娘家的錢比你少?」雖然丈
夫「看不起」她的緣由可能是出於男性自尊的自我防衛,或者對於家庭性別分工
的不安,未必是兩人經濟條件的差異,但此處 Sabina 還是同時以自己在臺灣的收
入以及香港娘家的財富來證明自身條件。
另一位受訪者 Tina 也坦言與丈夫離婚的原因是金錢。丈夫與夫家都有貸款,
婆婆知道她家境不差,因此一直希望她能代為支付:「他媽媽希望我們多給她錢,
我知道他家沒有錢,但沒想到婚後要還這麼多貸款,我家算是中產,兩個妹妹收
入不錯,我在臺灣生活不夠,她們會救濟我。」剛開始說要她代償 50 萬臺幣,
之後不斷增加到 200 萬,原本計畫在償還債務之後懷孕生子,但金額不斷增加,
使得她只好放棄備孕計畫,並且體悟:「我婆婆沒有真的關心我們,只是不斷希
望我們多給她錢。」覺得丈夫不夠積極,婆婆只是把她當成「搖錢樹」,Tina 最
後決定結束這段婚姻。上述的例子可見,「金錢」一方面象徵港妻對夫家可能或
實質的貢獻,以此鞏固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為了區分自身與大陸人的
差別,港妻必須在經濟上對夫家付出更多以證明自己不是來臺騙婚。但證明自身
經濟能力的港妻,也可能因此遭遇過度付出的難題。
現代性想像的世代差異 I:「妳怎麼嫁到一個比大陸還要大陸的地方?」
上述案例中的 Tina 也是年幼時從廣東隨父母移民香港,她決定移居臺灣時,
爸爸大惑不解地問她:「小時候我把你從大陸帶來香港,你現在反而要回去大陸?」
Pearl 的媽媽也有類似的感嘆:「從小港機場到我家(高雄縣),我媽說我怎麼從大
陸出來,結果嫁回去大陸?」 婚後移居高雄的 Stella 說娘家媽媽來臺探望孫子,
120
媽媽強烈地表達了對臺灣的落後印象:「你怎麼嫁到一個比大陸還要大陸的地
方?」 「我媽一路說大陸至少有高樓大廈,這裡怎麼什麼都沒有,好像不太好
哦!」其實幾位港妻的娘家爸媽都知道女兒是移居臺灣而非中國,但在父母心中,
今日落後的臺灣就是當年他們離鄉背井遠走的中國。如此的時空與地理錯置雖然
聽來誇張,但指向了臺港婚姻一個有趣的現象,亦即跨世代對兩岸三地現代性發
展的想像,其中涉及刻板印象與各自的感覺結構。
上述的港妻父母援用回大陸/嫁到大陸的框架來陳述對女兒臺港婚姻的(不)
理解,也有父母將其他國家加入參照對象,更詳細地表達臺灣在香港人婚姻市場
上的階序。此處可以 Judy 的例子為代表。她提到香港父母對她移居臺灣的看法:
「香港女生的媽媽都反對(女兒嫁來臺灣)。就是覺得很落後,然後為什麼會倒
退,就是因為妳要嫁的話,妳要嫁什麼日本、美國,妳倒不如嫁到大陸去。他們
會覺得大陸反而比較有錢。」香港媽媽反對的理由是臺灣的落後,移居臺灣便等
於下嫁(「倒退」)。也就是說,以跨國婚姻追求的上嫁邏輯來看,香港女性應選
擇全球位階更高的日本(亞洲最進步)或美國(西方國家的代表)。對於美國和
日本的現代性想像有其普世性,源自於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科學技術的理性與
進步,形成今日以美國為首的歐美現代化先進國家,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亦快
速進入現代化國家之列。再者,美國指涉的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也是型塑
理想跨國婚姻對象的重要因素,至今對曾受英國殖民的香港社會文化領域或日常
互動仍有其影響力(Leonard 2010; Li and Liu 2020; Tong et al. 2018)。同時值得注
意的是,「倒不如嫁到大陸」的說法。這一方面直指港人父母對臺港婚姻的偏見
(下嫁),另一方面反映了港人對透過婚姻移居中國心態的變化。如前文所述,
過去二十年間,香港女性與大陸內地男性結婚的人數增加,形成了中港婚姻的新
趨勢,中港婚姻與過往底層階級通婚的刻板印象已不可同日而語。此處或可推論,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迄今的經濟高速成長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不但影響了香港女性
對於婚遷中國的態度,也改變了她們上一代對大陸的看法,從負面逐漸轉為正向。
相較之下,港妻娘家父母想像中的臺灣在發展上不但很難與美、日較勁,甚至是
比大陸還要落後的地方。
香港的父母幾乎都認為臺灣的發展不如中國與香港,他們會援引農村/鄉下
意象來描述他們認定的落後的臺灣。這些父母或許受其教育影響,認為臺灣是大
陸的一部份,移居臺灣十多年的 Yvonne 說:「父母那時候香港的教育感覺就是好
像被洗腦一樣,臺灣就是大陸的一部份,就會很落後啊。」再者,受訪者的父母
也不乏年輕時從中國南方農村移居香港者,他們對農村的想像是欠缺文明、沒有
素質之處,必須離開農村才有社會流動的可能性。即使落腳香港多年,仍對農村
的地景與生活方式有距離感。而土生土長的香港父母多半屬於中產階級,他們抱
121
持「中環價值」10
,會以旅遊經驗中臺灣城市的硬體建設等印象來評斷臺灣發展
的遲滯。訪談資料顯示,對農村的負面想像造成香港父母親友對港妻婚遷臺灣最
主要的擔憂:
媽媽就說臺灣這麼窮,你去那邊怎麼可以啊?(臺南)怎麼那麼多鐵皮
屋啊,是不是沒錢蓋?然後那你住哪裡啊?是不是全部鄉下地方啊?那
裡不是很多蚊子咬嗎?要打那個什麼蟑螂、壁虎啊那些。你怎麼……
(Joanne)
父母一開始反對我嫁到臺灣,例如說他們看到電視,然後電視剛好是演
那種,呃,那個主持人去玩,然後他拍到臺南,種田的,他(爸爸)就
說,你過去是不是要種田?他就問我,我說沒有,那邊沒有種田。他說,
那你是不是要走很久才到一家便利商店?我說沒有啦,那邊有 seven 的,
什麼都有。他們就不太相信,因為他們沒有來過,然後又說,可能他們
看到電視上的(鄉間)道路啊,就會覺得是比較落後。(Jackie)
親友跟我講說哇一踏出桃園機場的時候感覺好像自己回去廣州的感覺。
他們覺得哇怎麼會這樣子,荒山野嶺這樣子。然後高速公路旁邊都是田,
他們就是,哇怎麼會這樣,怎麼會變成一個鄉下呢?(Kitty)
上述引文中臺灣的農村形象連結的是發展的遲滯(荒山野嶺、很多鐵皮屋、缺少
便利商店)、辛苦的農活、衛生條件不佳(充斥蚊子、蟑螂、壁虎)等等。這些
意象凸顯了港妻親友對香港女性來臺是下嫁、吃苦的想法。
有趣的是,臺灣貧窮農村的對照組可能是中國的農場或者香港的高樓。婚後
移居至嘉義的 Chloe 是從福建移民到香港的港妻,她媽媽不願意她嫁到嘉義的原
因,除了刻板印象,更是因為臺灣的農村與家鄉農村經濟規模的差異:
我媽是不喜歡我嫁來,就是嫌這邊太鄉下。因為我福建很多人嫁過來南
部,尤其是嘉義、高雄……我同學的表姐,有一個家庭環境不是這麼好,
嫁來嘉義,結果就是要耕田,然後回去的時候哭到死去活來。就說雖然
10 「中環價值」是臺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於 2003-04 年在香港擔任客座教授時對香港文化有獨特
見解所創立的名詞,她認為香港被中環價值所壟斷,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的
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龍應台形容香
港向外資投射的形象是 “World city of Asia”,可是她認為這種形象只是在描述中環而已(龍應台
2007)。
122
我福建那邊是屬於比較鄉下的地方,但是因為我們那個是華僑農場,是
整個中國第二大的華僑農場,是經濟發展區,是重點的經濟發展區。我
福建家鄉比這邊還要好⋯⋯婚前的時候,我拍這邊的照片給我媽看,我
媽整個傻眼了……妳確定要嫁過去嗎?妳真的嗎?我媽問我好幾次,妳
都不怕妳婆婆叫你下田去耕田?
娘家父母想像中貧窮的農村也必然是封建的,所以娘家媽媽同時擔憂婆婆會欺負
媳婦,差遣她下田耕作。
對港妻父母而言,除了落後貧窮的農村,城市地景的差異也凸顯了臺港發展
之別。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城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現代性特徵在大都會中
尤其明顯。例如,摩天大樓構成的天際線便是城市地景的標誌,代表資本與科技
的現代性。Hazel 的父親對於臺灣的落後印象便是來自兩地城市景觀的比較:
我家人也反對我嫁過來,因為……我家人是活在幾十年前的年代,以前
的臺灣是沒有香港那麼好的,我爸幾十年前來過,除了我結婚,他這幾
年都沒有來過臺灣,他來的時候圓山飯店是最好最有名的,那時也還沒
有(臺北)101 的時候,所以他覺得我來臺灣工作沒有錢喔,他的印象
臺灣房子就是兩、三層樓高,香港是四、五十層樓高。
現代性想像的世代差異 II:「香港人很沒有眼光!」
相較於父母,港妻對臺灣發展現況的觀感受到近年哈臺風氣影響,她們也比
父母輩有更多透過旅遊或者求學等機會來臺短居的經驗,她們所認知與理解的臺
灣現代性與父母有重大差異。因此,父母親友對臺灣發展的定見使得港妻經常要
為自己的跨境婚姻及遷移決定做辯解與說明,而這些說法讓我們得以進一步理解
跨境婚姻主體對經濟發展與地緣政治的反思與感受,思考現代性的想像如何形成
衡量對不同國家男性與異地婚姻的慾望。
現代性或現代化等概念涉及對現代的特質認定或對現代社會的風貌想像,由
於現代化過程環繞著工具理性、經濟發展與社會組織的結合(黃克武 2006: 83),
因此容易讓人們產生傳統或現代、落後或進步的二元對立傾向(ibid: 89)。然而,
與 ”modern” 想像有關的還有摩登、時髦等討論流行風尚的詞彙(ibid: 78),這
說明了雖然物質文明能明確衡量落後或進步,但文化和社會現象如何衡量落後或
進步,則涉及個人的主觀感受。例如,Judy 以她在臺灣生活經歷的感受來反駁她
父母對於嫁來臺灣倒不如嫁去大陸的看法,她認為兩岸三地的經濟發展落差沒有
父母說的那麼巨大,不僅是因為到處都有富者與窮人,而是個人感受不到那樣的
123
落差:「說實在臺灣也是有很多有錢的,大陸也是很多窮人,為什麼(父母)要
這樣講哩?定居之後其實我覺得,對於我來講,落差沒有很大。」Joanne 的媽媽
擔心她要住在到處是蟲的破落鄉下,但她卻說其實來臺灣之後覺得自己生活品質
提升了。她表示臺灣雖然薪水遠低於香港,但是生活品質高,此處的生活品質並
非指消費水平而是有閒暇享受生活:「整體來說啊臺灣是個我很喜歡的地方啊,
而且有一個它的吸引力就是,為什麼臺灣說真的薪水不高,為什麼臺灣人我覺得
品質方面很好,就是生活品質啦,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較懂得享受,就是懂得
怎麼去過日子,但香港人只知道賺錢、工作。」仔細來說,雖然臺灣薪水不高,
但是「臺灣家裡用的也是好東西」,不像自己在香港,每天忙著工作賺錢,但錢
賺回來了都「隨便買些便宜的日用品」,因為沒有心思講究。
在另一位受訪者 Evelyn 眼中,臺灣人的講究是香港人無法理解的。她以臺
港兩地展現「摩登」的差異來翻轉父母覺得臺灣落後的想法:
我覺得 modern 是外觀,可是我覺得臺灣很實在,尤其是我覺得真的不
能從外表去看臺灣人,我們香港人很習慣用一個外表來看別人,看你的
房子外面是怎麼樣就覺得你家好有錢。然後臺灣在路上一些阿桑也會覺
得她很有錢,但(外表)看不出來的。可是香港都是中產家庭,你一眼
就知道。你會知道他的等級在哪裡,很容易看得出來,臺灣完全看不出
來⋯⋯我要顧店的時候……有時候要外送什麼,有次我看到一個嘆為觀
止,外面這個不是老舊房子嗎?這種房子在香港是很老舊要遷拆。我還
沒打開那道門,一看就知道是實心,很重的那一種門,因為我有幫一個
香港有錢老闆做事,他住的地方也是豪宅那種,他那個門都沒有(臺灣)
那一家那麼厚、那麼好,從外面是完全看不出來……我老公開洗衣店的,
所以我知道臺灣的有錢人、真的有錢人啦,他們穿衣服很低調,就算是
名牌也是低調的。然後就是會讓人覺得是一個樸實的一個人。可是香港
多花俏,名牌標誌一定要露出來,就是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家買的,然後
知道價格大概是多少錢。
她認為臺港的差異不在於現代性的落差,而是表現階級與品味的方式不同。香港
習慣以貌取人,貧富差距可輕易從穿著打扮與住宅區域等外在條件判斷,但臺灣
比較實在,有錢人穿著低調不炫富,就像看來不起眼的老房子有著又厚又好的實
心門,品味因此更勝香港。Evelyn 眼中的臺灣現代性的精神不在於人人錦衣華服、
處處高樓華廈,這些「門面」臺灣都比不上香港,但在看似落後的表象之下,物
質的實在與實用是香港人「沒眼光」看到的。
其實,對不少港妻而言,定居臺灣之後,對婚姻生活的滿意與否並非僅侷限
124
在物質層面,她們會以其他價值來協商兩地現代性發展的差異。例如,臺灣的人
情味、慢活步調、乃至民主制度,這些都是香港欠缺的。由此觀之,某種程度而
言,她們與生活方式型移民有近似之處(黃宗儀、胡俊佳 2021)。不少受訪者表
示臺灣經濟雖然不如香港,兩地薪資水平差異大,地景也比不上高樓櫛比鱗次的
香港,但她們仍喜歡這樣的臺灣。Tina 說:「剛接觸臺灣時也覺得臺灣房子矮矮
的,沒什麼特別熱鬧的地方,後來很喜歡,是因為人情味。」Jackie 也說雖然臺
灣薪資跟香港差很多,但生活在臺灣還是很愉快,對比香港人的冷漠與急躁,她
最愛臺灣「那種人情味吧,我最喜歡這點。就是我很討厭,就是有一點是,後來
香港有一種,讓我覺得就是很難呼吸的地方是,香港人有時候不小心會很 mean,
就是不知道怎麼已經變成這樣,怎麼這城市已經變成這樣。」婚後移居桃園的她
更以「人情味」來表達對雜亂城市的好感:「(所以你反而比較喜歡桃園?)嗯,
我反而比較喜歡。會覺得是很亂,可是又覺得說,街景是沒有那麼漂亮,可是我
卻覺得說,這些舊的東西,就是一些人情味堆回來的。就是因為有他們,住在裡
面的人,就是你覺得有人情味的人。」
也有不少受訪者表示她們深受臺灣的民主制度吸引,這與香港近年的政治氣
氛息息相關。Grace 的香港同學曾表達了對於她移居臺灣的不解,認為臺灣沒有
發展,為何她要下嫁?她強悍地如此回應:「落後?你用甚麼去定義?錢嗎?講
民主,香港比臺灣落後一百倍。然後他就閉嘴了。但是他是關心我啦,高中同學,
而且是高學歷的,美國碩士回來,錢賺很多的。但是他的概念就是:那麼落後的
地方你還不逃?……所以我很開心臺灣給我一個新的價值,除了中環之外,還有
很多價值。」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娘家父母親友眼中落後的鄉下,在港妻移居的
敘事中經常出現的是臺灣的大自然或生態等符合慢活與小確幸的臺灣意象。例如,
Rae 說自己不是典型的香港人,認為自己哈台的她強調:「最喜歡臺灣的大自然,
很多文化、書店,選擇很多,臺灣比香港大很多,喜歡看風景騎單車,很適合到
處旅遊,休閒的選擇很多。」曾經以不同交通工具環島的 Cheryl 說自己喜歡臺灣
的生態:「我平常都是自己一個人旅行,所以我都不 shopping 的,所以臺灣有一
個地方很好的,就是這裡周邊的生態,可以讓你慢慢的看。」她在某次環島之後
落腳墾丁當志工,回港之後非常懷念那段荒野生活:「我(在臺灣)那三個月是
很慢的步調,真的是在生活,然後每天起來可能只做一件事,為了生存還要去捕
魚摘野菜,可是那時候確實是開心的。」如此的轉變或許可由都市化的發展來理
解。隨著產業的轉型與都市發展的需求,過去幾十年來兩岸三地的都市周邊的農
地不斷快速地被釋出與轉用,使得大量的農地文化地景逐漸消失,彷彿高樓大廈
越多,農地越少,便成為一種現代化的象徵。然而,農村地景亦可能代表一種生
動且獨特的地理想像,以及生活其間和造訪該地經驗的田園化(idyllized)感受
125
(Cloke 2013)。也就是說,在發展的不同階段,農業地景可能有其不同的象徵意
義。在追求現代化的階段,城市地景的摩天樓指向發展的慾望,農村便是都市的
對立與對照。但城市高度開發之後,農業地景可能以其他樣態出現,亦即,透過
生態教育、休閒體驗、生活美學與文化傳承打造的新農村文化地景。由此觀之,
新農村文化脈絡中的農村形象並非貧窮落後而是具有田園情趣的浪漫地景。
最後,有受訪者坦承與父母一樣覺得臺灣發展不如香港、各處景觀都不夠現
代化。然而有趣的是,她們會因情感因素而忽略如此的現代性落差。對 Alice 而
言,陷入愛情的時刻,其他因素都顯得不重要,她如此描述第一次到三重男友家
的感受:
那時看到好舊的房子,房子都是鐵窗,然後看到路邊的人,這都不是旅
客去臺北看到的,我那時候真的問自己一句,我真的要住在這嗎?我是
有,絕對有(猶豫)。那時候真的很奇怪就問我真的要住在這裡,破破
爛爛的。很坦白說,這不要怪我這樣子,真的看房子很舊。(那你是怎
麼樣克服這樣的不舒服的感覺?)可能感情吧!因為那時候也交往開始,
打得火熱,有時候飛來飛去,甚麼都沒所謂了。
結論
若我們將所有婚姻移民的動機都化約為追求上嫁,那麼將會忽略女性婚姻移
民的生活歷史和經驗的特殊性、異性婚姻和愛情的多樣性及地方文化的意義
(Constable 2006; Kim 2010; Mohanty 2003)。也就是說,空間上嫁不足以充分理解
跨國/跨境婚姻的實際考量,經濟理性的衡量標準未必排除非物質形式的慾望。
Constable(2005: 7)曾援用 Appadurai 的全球想像(global imagination)的概念來說
明跨國婚姻地景反映了關於性別、性、傳統和現代性的幻相(fantasies)和想像
(imaginings),同時也被這些想像所推動。婚姻移民女性的遷移不僅是經濟地理
環境所塑造,也是由「慾望的地圖」(cartographies of desire)(Pflugfelder 1999)或
「慾望的地點」(sites of desire)(Jolly and Manderson 1997)所形成。本研究的案例
顯示,大多數移居臺灣的港妻並非以臺灣丈夫的收入高低或社經階級作為擇偶標
準,雖然在後續的親密關係中仍需與空間上嫁的論述協商,向夫家提出自身來自
富裕香港、身為中產階級的「財力證明」,但她們的協商同時顯示,對港妻而言,
所謂上嫁/下嫁並非僅取決於經濟條件,更多涉及兩岸三地地緣政治的變化下,
對原籍地香港與移居地臺灣之生活方式的理解與感受。港妻描述自己的婚遷狀況
時,未必是用理性經濟的觀點。臺港婚姻的案例除了提供我們反思上嫁/下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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